张煌言的反对态度比郭之奇来得更晚，但却更加坚决。
若论祖制，战时内阁本就并非大明祖制，甚至内阁首辅为百僚之首亦非大明祖制所承认的，但是他们既然连战时内阁都开启了筹备会议，此便更不在话下。况且，关于荐才制度的特例，他们也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由于宗室规模急剧膨胀，由宗室所引发的财政负担和地方民怨已经到了不得不加以解决的地步。对此，万历、天启年间就曾开设宗科，以供宗室子弟参与科举考试，试图以官位换授爵位，通过令宗室自食其力来缓解财政压力。
奈何，明朝养肥猪式的宗室奉养政策搞出来的那群养尊处优的宗室子弟又如何能在科场上干得过小镇做题家，以至于终明一代，能够考中科举的宗室都寥寥无几。
眼见于此，崇祯也主张过宗室换授，这一次并非科举，而是由宗人府为朝廷举荐宗室人才为官。这项制度的主要支持者便是崇祯皇帝、首辅温体仁和当时还只是唐王的隆武皇帝，而反对者则是其他文官。
作为这些文官代表的礼部侍郎陈子壮，就是岭南三忠之一的那位陈子壮立刻就引来了崇祯的勃然大怒，温体仁亦是落井下石，欲援引太祖祖训之“离间亲亲”条例对陈子壮严惩，最后在朝臣们的几番扯皮之下，陈子壮还是被从宽论戍。而后来的诸多史料记载关于这段历史，便大多干脆省略为了奸相温体仁陷害了一个名叫陈子壮的忠臣……
其实，崇祯所主张的实际上便是恢复明太祖时的祖制，但却遭到了文官集团的强烈反对。究其原因，无非是宗人府获得荐才权必然会对现有吏部铨选制度和科举制度造成冲击，会威胁到士大夫的利益，仅此而已。
历史上，崇祯最终还是力排众议，强行通过了宗室换授之法。但那已经是崇祯九年的事情了，距离其自挂煤山就剩下八年的时间了，能够缓解多少财政压力和地方民怨，只怕也只是杯水车薪罢了。
事实上，这世上的事情本就无所谓祖制与否，无非是是否附和当权者和倡言者的利益罢了。此间，张煌言所持的反对理由，亦是如此。紧接着，文安之便是脸色一青，亦是对陈凯表示了反对的态度。唯有钱谦益，却是在犹豫片刻过后，才从他们的这些对话中找到了些许解决之策出来。
“竟成确曾是闽王的幕僚出身，老夫亦曾教授过闽王圣人之道，老夫愿意以海虞钱氏满门性命担保，竟成和闽王绝无操控台谏之想！”
言官的设立本是皇帝用以监察朝堂之用，是故，皇帝最忌讳的便是言官党附高官，由大小相制蜕变为上下勾结。是故，操控台谏本就是一件非常严重的指控。更何况，涉嫌操纵台谏的不只有阁臣，更涉及到了藩镇，这便更加让人不寒而栗。
此间，无论是作为反对者的郭之奇、张煌言和文安之，还是身处嫌疑之地的陈凯，甚至是相对超然的钱谦益，其实都很清楚到底为何。
究其原因，还是在于大明的现实状况——科举不兴，藩镇以幕僚充当地方官，这便是普遍现象。作为此前最大的两个藩镇——秦藩和闽藩，前者控制着云贵两省，后者控制着闽粤两省，他们派出任职的幕僚最多，多到了其他藩镇连零头都比不过的地步。
随着孙可望的降清，以及清军借助于孙可望的劝降书从而势如破竹的攻入云贵，那些由孙可望任命的地方官纷纷转投了满清。随后，在清军惨败后，这些人又是逃离的逃离、隐居的隐居，任谁也不敢承受晋王殿下的雷霆之怒。
这样一来，在职的地方官之中将会有一大部分出自闽王府和陈凯的官署，他们都可以视作为东南明军这个超级藩镇集团的触手。而且，随着东南明军在浙江、南直隶、江西、湖广、广西的高歌勐进，这些触手的数量自然也会呈指数级增长，是任何藩镇无论如何都比不过的，甚至加一起都不一定能赶得上个零头的地步。
如果战时内阁通过了以锁厅试进士充实六科给事中的决议，那么未来的六科给事中当中的大多数将会是出自郑成功和陈凯的门下，甚至是绝大多数。届时，无论他们怎么说、怎么做，都将构成了操控台谏的现实！
陈郑一体是世所共识，是故，陈凯操控台谏就是郑成功操控台谏，郑成功操控台谏就是陈凯操控台谏。
这便是现实问题，可若是各自发展，不涉及联合各方势力，如此的一超独霸，自是极大地优势，可最后的结果就是取明而代之，就像是曾经的那个强大的吴王府之于弱小的龙凤朝廷一般——即便主观上不想如此，可若是双方力量悬殊真到了这个份上，不得不黄袍加身的戏码也是少不了的。
郑成功不是朱元章，也不是他那个在三藩之乱中对盟友大打出手的败家儿子。更何况，现在的东南明军也不是郑成功一个人说了算的，陈凯这些年的功绩，使得任何人想要做出什么对东南明军势必会产生重大影响的决策都没办法不顾及陈凯的意见。而陈凯，亦不会容忍任何人有机会取明而代之，无论是郑成功，还是他自己。因为一旦改朝换代，皇权的兴衰轮回就又要重新启动，这是在永历弃国的大背景下他绝对不能容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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