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打击王公贵族，巩固中央政权，汉朝政府进行了几次较大的移民，一是天下郡国豪强，富贾商人，俸禄二千石的高官家庭迁入关中，进行管控；二是移民戍边，这基本是贫民，灾民，甚至一些罪犯，在边陲地区开荒定居。
当时，近乎全国人都以自己属于关中为荣，瞧不上关外的人，还说关外人多出鄙儒。
楼船将军杨仆，关外宜阳人，对自己的籍贯深以为耻，虽然他的家乡离函谷关不远。杨仆平南越立下大功，上奏汉武帝请求将函谷关东移以扩关中，且为抬升籍贯甚至愿担负经费。汉武帝同意了他的请求，杨仆还真的就自掏腰包于三百里外修建了新的函谷关，从此土豪杨仆变成了‘关内人’，多了无限的慰藉。
不过，到了东汉时又发生了反转。洛阳因地理优越、易守难攻而成为新的首都。这下关东人又开始瞧不起关西人了，嘲笑关西人都是舞刀弄剑的莽夫。
到晋朝时，主要就是北方对于南方的地域歧视。
西晋时，江东双秀陆机、陆云拜见北方人刘道真。刘道真「初无他言，唯问东吴有长柄壶卢，卿得种来不」，直接把才华横溢的吴郡哥俩当做了乡野村夫……
五胡乱华，衣冠南渡。晋中宗司马睿初到江南，被南方土着视为流亡领袖，其代表的江北侨族，因为初来乍到，便以一种谦恭的姿态与江南土着相处。
然而，江北侨族不久之后便开始用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对待江南土着，仗着自己文化水平高，政治势力强，硬是活生生抢夺了一部分由本地土着把持的权力，骨子里也极为看不起江南大族。
所谓的东晋帝国，其实只是一个由江北侨族和江南大族共建、互斗的政治军事大联盟而已，南北相争相轻贯穿了东晋的历史。
到后来，由于北周、隋、唐三个王朝的皇族都源于是以长安为中心的关陇军事贵族集团，所以这个时期的大趋势是褒关中人而贬山东人（包括江左人）。
隋唐时的山东和如今的山东省完全不是一个概念。这里的山，一般指长安之东，关中之东界，秦岭最东端的崤山。大约包括今天的河南东部和北部、山西东部、河北的南部、安徽、江苏北部以及山东省的大部。
而江左也叫江东，可以简单理解为当年三国孙权的吴国所覆盖得区域，大约是今天的以南京为中心包括苏南、浙江、上海及皖南及江西部分地区。
关中就是今日以西安为中心的八百里秦川或叫雍州的关中地区，是除了陕南秦岭之南区域以及陕北以外的陕西。
唐史大家陈寅恪先生将山东人称为山东集团。而山东集团又可分为一文一武的山东豪杰和山东士族两部分。山东豪杰是原来北魏留下来的北方地方豪强，是已经胡化了的武力集团。唐朝廷内部的李积（徐懋功）、程知节（程咬金）、秦琼等都属于山东豪杰势力。
而山东士族则主要指以崇尚高尚文化、门风优美为特征，自认为是中华文化传承主体，由关中及中原地区迁入江左的六朝士族。也就是东吴、东晋、南朝宋、南朝齐、南朝梁以及南朝陈等南朝的贵族门阀势力。他们主要是文人集团。
在隋、唐争夺天下之时，唯一能对关陇军事贵族集团形成威胁的就是山东豪杰。所以陈寅恪先生说：‘关中人之恶山东人，隋世已然。’尽管、隋唐朝廷内部已经吸收了大量山东集团的势力。
在有隋一代的隋炀帝时代，雍州京兆（关中）韦氏曾经弹劾山东人结党营私。在那时，关中人和山东人就掐起来了。
而在唐高宗一朝，关于是否废王皇后而立武则天为后的较量中，实际是关陇集团的长孙无忌、于志宁和褚遂良‘废后反对派’和山东人李积（徐懋功）为代表的‘废后赞成派’的博弈。最后以山东人胜出。
不过总体上还是关陇集团占优，山东集团处于劣势。
安史之乱的根本动因就是山东士族豪族对关陇贵族的挑战。叛乱的支持者们希望通过改朝换代来获得更多的权力和影响力，而安禄山只是他们利用的工具。即使没有安禄山，其他人也会站出来领导叛乱。
安史之乱实质上是山东集团与关陇集团之间利益争夺的结果，这场叛乱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唐朝彻底失去了对河北山东地区的管控能力。
不过总体而言，唐朝还是兼容并包的，地域歧视不算严重。
到了宋朝，官方的地域歧视就很明显了。大宋开国所用将相几乎都是北方人，宋太祖赵匡胤甚至说‘后世子孙无用南士作相、内臣主兵。’
宋家王朝说到做到，开国五十年内无南人位列宰辅。宰相王旦満退韭砉庠多次公开批评南方人狡猾和轻率，认为南方人不适合担任重要职务。
大宋帝国开科，江南士子虽倾力投入，但‘天圣以前，选用人才，多取北人，……故南方士大夫沈抑者多。’
北宋后期，北人反有'沈抑之叹’，这是因为江南经过隋唐五代数百年的开发，国家的经济重心已渐从黄河流域转移到长江流域，加上北方战乱频繁，北人大批南迁，令江南人口稠密、物象繁华。北宋统一南方之时，南方人口已两倍于北方。随着南方经济地位上升，朝廷不得不考虑提升南人政治地位，并意识到南方士林爱好文学的习气更符合偃武修文的帝国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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