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锐听乔公同意了，不禁精神一振。
组织代表团这一项是最困难的，他第一个拿出来，并不指望着乔公能利落的答应，能得到部委的协助，他就很满意了。
毕竟，这样一个规模的代表团，开销无论如何都是少不了的，还都是外汇开支，瑞典的物价是出了名的贵，后世的小资们都不见得玩得起，更不用说86年的国内了。而比经济因素更重要的，还有其背负的政治使命，日本人当年可以许诺未来投入双倍的科研开支，中国却是做不到这一点的，是否能有其他的合作协议，更不是杨锐所能参与的。
然而，乔公就这样一个要求都没有的同意了，这种爽利，出乎杨锐的意料，竟是让他卡了一下壳。
“不要急，慢慢想，能答应的条件，我还是愿意答应的。”乔公说的如此之坦然，更是令杨锐暗暗酝酿的气势为之一散。
回想自己为此做出的准备工作，搜来的许多资料，杨锐表示很是无奈。
蔡教授最是熟悉杨锐，莫名的一笑。
杨锐被他笑的有些无奈，挪挪屁股，道：“代表团里，我想占个名额，最好能有个头衔，方便我和瑞典方面接触。”
“这个你和外交部的人商量，做副团长都可以，总之，以你的需求为先。”乔公说话的同时，旁边的办公秘书就在速记，今天的谈话内容虽然不会公开，但都会记录在案的，就如起居录一样，随时可备查询。
确定了此事之后，乔公又看着杨锐，笑道：“小杨同志也不要有负担，今年这个时机，其实是非常好的，前几年，84年吧，咱们中国代表团，到瑞典做国事访问的时候，瑞典的领导人就说，欢迎中国派遣各行各业的人才，与瑞典深入交流，后来我们就派了人去嘛。两国间的交往，就是这样，要你来我往，我们本来就是有相关的计划，只是我们以前更重视政治和经济上的交流，轻视了学术上的交流，现在补充一块过来，也非常好的。”
瑞典作为中立国，是西方国家中，与中国关系较好的一批。瑞典本身就是第一个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西方国家，81年的时候，瑞典国王和首相访华，也是西方国家中较早的。
而且，整个80年代，中国和瑞典之间的高层互访很密切，合作也颇为深入，一些从美国甚至苏联都买不到的高精尖仪器，中国都能从瑞典弄到。
在医药领域，瑞典的投资也是先于其他国家的，与日本相当，属于比较谨慎但令人欢迎的稳定投资商。
乔公说的时机好，也是因为最近两年的来往很密切，光是部长级的代表团，互相都派了好几个了，再加派一个，或者加塞杨锐一个，确实是很方便。
杨锐知道更多的还是民间的新闻，对于政界尤其是高层的新闻知道的不甚了了。
反正，他知道8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中国和西方都是蜜月期就行了。
至于具体而微的地方，杨锐也就关心不到了。
但是，对于乔公、蔡教授和朱院士等人来说，这个时机却是异常重要的。
乔公紧接着亲切询问了杨锐实验室和项目的情况，看他说的顺畅了，笑问道：“看起来你想的很清楚了嘛，还有什么要求，就继续提出来好了，大胆一点，不要替我省着。”
他说的如此大方，以至于做笔记的秘书都偷偷抬头，看了看现场。
朱院士也趁机道：“杨锐，乔公都这么说了，你就放心提吧。”
他太知道乔公，或者说上层对诺奖的态度了。
当年国内获悉杨振宁和李政道获得诺奖之后，许下的条件比今天不知优渥到了哪里，若是能够得到一个原生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中国的大方，或许会让某些西方国家相形见绌。
这种大方是贯穿始终的，50年代的中国追逐杨振宁和李政道，70年代推动人工合成牛胰岛素，到2001年的时候，埃克斯篷在中国，还被问到，中国怎样做才能让自己的科学家而不是国外的华人获得诺贝尔奖——这已经属于病急乱投医的范畴了，埃克斯蓬的回答更加狗血和不负责任，他的建议是去中学，发现聪明的小孩，培养他们，给他们支持，在恰当的时间里，为他们的研究创造恰当的研究条件，并且允许他们自由思考。
埃克斯蓬显然不知道，中国还有中科大少年班这种强悍组织的存在。不过，换一个角度说，中科大少年班正是因为杨振宁的建议而成立的，在这一点上，两个人的观点倒是出奇的一致。唯一的问题在于，中国人根本等不及一名诺贝尔奖获得者成长起来。
70年代末建立的中科大少年班，成员多是十几岁，他们的研究高峰要到30岁乃至于35岁以后才出现，获奖或他类高峰还要晚上个十几二十年的，换言之，2020年前后的中国人，才能在朋友圈里刷到成批量的少年班鸡汤，虽然也是同样一批人，就在几天前，还在批评中国的教育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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