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这样的话，名额我不能要。”杨锐听刘院长说到这里，就知道他们没按自己的想法来，毫不犹豫的拒绝道：“你们这是要把我的路给堵死了，这10个教授的名额，我是不会要的。”
刘院长一下子愣住了，半晌才哆嗦着嘴唇，指着自己的黑眼眶道：“敢情我熬了两晚上，是白熬了？”
“我都说了，要系统解决，您得给我想办法找新的名额回来，内部统筹出来的，我不要。”
“你不要也得要。”刘院长难得提高声量，濒临爆发的道：“现在物理系化学系的，都把名额让出来了，你不要怎么行？你不要，不就变成我们生物系欺负人了吗？”
“你们本来不就是用我压人吗？这个名气，我不借。”杨锐说的无比直白，又提高了警告级别，道：“您要是坚持给离子通道实验室的话，那就是逼我辞职。”
辞职的话都说了，那就没什么转圜的余地了。
刘院长重重的叹了口气，半天了才道：“我知道你有顾虑，不过，好处先拿到手再说嘛，10个教授的职称，不是我说，你就是单独再开一个研究所，也批不出来，教授又不是大白菜。”
虽然有的教授连大白菜都不值，但教授的职称本身，是能长白菜的。
杨锐兀自摇头，道：“10个教授的职称我不稀罕，北大弄不到，我就想别的辙，不能让人把我的脊梁骨戳破了。”
普通的副教授，想评一个教授的职称是很难的，不说那些硬条件是要多久才能达成，就是名额一项，都要把人给卡死了。比如有的院系，总共就12个教授的名额，那就得等退一个，才能有一个，而在等的过程中，又有多少人做出了成绩，熬出了心得？
要是在地方大学，这种现象还不是特别严重，重点高校里的教授就相当难评了，不是条件特别硬的情况，普遍要到五十岁往上才给，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一个五十岁的教授，只要10年就能将名额让出来了，若是给35岁的年轻人的话，他能熬25年之久。
其实不光中国这样，国外的讲座教授更熬人。比如康德，三只大犇拢一起的哲学家，就想要一个哲学教授而不得，生生熬到了46岁，康德才拿到了柯尼斯堡大学逻辑学与形而上学的教授职称。于是，接下来的十年，康德一个字都没发表，愣是潜心研究去了，最后还真让他给铸就了批判王座。
80年代的中国高校的职称，比后世的职称还难得一些。这主要是有两方面的挤压，一方面是回城的教授恢复了职务，他们要继续发挥光和热，就要继续占据应有的地位。另一方面，出国留学的学生们渐渐回来了，81年82年出去的早期留学生，还有84年85年出去的短期留学生，纷纷踏上了报效祖国的康庄大道，其中较有资历的，自然会得到高阶的职称。
像是韦兴思之类的文凭较高的海龟，占一个教授的位置，谁都说不出错来，因为人家留在国外都能拿个类似的职务了。
种种矛盾之下，最受伤的就是中层研究人员。
他们的政治能力偏弱，学术能力也偏弱，不得不按资排辈的等位置，运气不好的，会被接连插队以至于退休都拿不到正高职称。
杨锐并不愿意侵害这部分人的利益。
倒不是他的心肠变软了。从杨锐的角度来看，如果是科研世界的话，靠按资排辈而升职的研究员，能不能活下来，活的怎么样，并无所谓，他们无非就是高阶劳动力罢了，不去污染正高职位才是价值所在。
然而，大学并不是单纯的研究机构，它还肩负着教育职能，而这部分只能，向来都是由中间水平的教师们来承担的。
像是杨锐这样的顶级学者，自己的科研都忙的要死，哪里有时间去管普通学生。
最终，普通学生能够得到的常规教育，都是由中等水平的教师所提供的。
为了几个名头，抢他们的荣誉，杨锐还不至于。
这份礼，得有上面的人拿出来。
刘院长其实早知道杨锐的想法，但这不是他能做的，想了想，道：“杨锐，你这个要求，上面肯定很为难的。”
“我又不止这么一个要求，他们为难的时候多着呢。”杨锐无所谓。
“你如果真决定了，我帮你去和教育部要，但你可想好了，这边多了，那边就少了，到时候别怪分到的经费少了。”刘院长想将杨锐一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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