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鏖战旬月，昨日才还贵乡，知道公等劳累，今天本该让公等好生的休息一下。之所以召公等议事，是有三件要紧的事，不能拖延。”朝阳将金色的光芒洒在殿中，李善道高踞王座，目光扫过阶下肃立的群臣，魏征、于志宁、李靖、屈突通、王须达、高曦、高延霸、高开道、王伏宝、裴矩、苏威等，一张张面孔，或刚毅，或睿智，或沉稳，或仍带着一丝降臣的谨慎。
李善道接着说道：“具体何事，玄成，你来说一说吧。”
文臣班次居首的魏征出列，先向李善道行了个礼，随之转身，侧向群臣，说道：“大王所言之三事。一为追剿宇文化及残部此事；一为黎阳、汲县等地，战后的安抚事宜；一为高昙晟作乱於涿郡、上谷此事。第一件事，大王已令王君廓、冯金刚、罗艺先期进兵魏郡，追击宇文化及，并令赵君德还回魏郡，协助王君廓等部进剿。宇文化及率其残部，据最新军报，目前逃窜到了灵泉、林虑一带，有逾太行，遁入河东之意。汲县之战，我军大胜，宇文化及其势已衰，然犹一两万众，仍需谨慎应对。大王的意思是，首先，不能放其逃走；其次，便先由王君廓、赵君德等先期进战，待其势进一步削弱，再调集主力支援，务必全歼，不留后患。
“至於第二件和第三件事，就请诸公畅所欲言，各出己见吧。”
为何不能放走宇文化及？缘故不言自明。
一个是政治原因，国玺等物在宇文化及手中，李善道还未得到，则自就不能容其逃入河东。
一个是军事原因，河东战后，河东南部，除掉长平郡暂因没有功夫，还没拔掉以外，大致已都为李善道的地盘。当下，这些地方，固有刘黑闼等驻守，可刘黑闼等的主要精力，需要用在绥靖地方、与晋阳等地的唐军对峙上头，一旦被宇文化及这一两万众逃进，刘黑闼等可能就会腹背受敌，不利於稳固河东现得之地。
这两个军政方面的原因，包括新降的裴矩、苏威等也都清楚，不需要进一步地向他们解释。
便听罢魏征之言，殿中一时肃静。
于志宁、屈突通等就魏征提到的第二、第三件事各作思忖。
裴矩、苏威等降臣则暗窥李善道神色，揣摩其意，并及偷瞧于志宁、屈突通等此些“老臣”的举止，以察他们是否要进言提议，不敢抢在他们前头发表意见。
“臣愚见。”于志宁迈步出班，行礼说道，“宇文化及此次入寇河北，纵兵四掠，波及颇广，而论受害之剧，黎阳、汲县尤为甚。战火之余，民生凋敝，确实亟待安抚。臣敢献言，黎阳、汲县等地，宜择干吏，分往巡视，行赈慰抚，并严惩趁机盗掠之奸徒，以安民心，彰显我朝仁政。高昙晟在涿郡、上谷之乱，比之宇文化及此乱，当然远不如之，但臣听闻，他挟佛法以妖言惑众，今已聚众数千，并北通突厥，却亦不可轻视。臣以为，当即择上将，速往进剿。”
越是乱世，宗教越能成为人心的寄托，信仰宗教的人就会越多。南北朝至今，天下已经乱了百余年，战乱不休，无论江南、北方，早是上自帝王，下自贫民，信佛者比比皆是。
江南且不必多说，梁武帝鼎鼎大名，“南朝四百八十寺”的名诗也是后世流传，——实际上，南朝的寺庙何止几百，南梁时，寺庙数目达到了两千八百四十六所。
只说北地，北地的佛教也同样昌盛，并且也是得到了北朝大部分统治者的鼎力支持。
北魏孝文帝就曾大力推崇佛法，寺庙林立，僧侣众多，尽管其后，因僧尼太多，影响了国家的赋税等，先后经历过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两次的大规模灭佛，可一来，战乱只要不停，百姓朝不保夕，宗教就仍会是很多人的慰藉，单纯的禁，是禁不了的，二则，杨坚出生於寺庙，幼年是由比丘尼智仙抚养长大的，故而他崇信佛教，肇隋以后，他复兴寺院，广度僧尼，推行“按人口出钱造寺”政策，诏令“每州立舍利塔”，亦即每个郡至少都要建一个舍利塔，佛教再次得到了统治者的支持，也就由此而再次地大大兴盛了起来。
时至於今，隋之南北寺庙，合计已达三千九百余所，登记在册、给以度牒的正规僧尼，便数十万，占整个帝国人口的差不多百分之一，其它民间的信男信女，更是难以计数。
而高昙晟作乱的涿郡、上谷一带，在北齐时，便已是佛教盛行之地，是边塞的佛教中心。
由是而言，高昙晟尽管是个和尚，聚众作乱后，建的国号为“佛”，娶了个尼姑静宣为皇后，——且则根据涿郡、上谷等地最近的奏报，他因作乱的时间不长，是刚作乱，也还没有祸及太多地方，只从表面来看，似乎有些荒唐，但正如于志宁所陈，实际上却的确是不容忽视。
屈突通出列，就高昙晟作乱此事，附和于志宁，说道：“大王，于公所言甚是。高昙晟其乱虽才初起，然妖言惑世，又勾结突厥，若不及时平息，恐成北疆大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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