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年底，在建立魏国行政体系之后，曹操便打算治理国内的治安环境。
当时魏国内部相对安宁，但其他州郡尚属于混乱状态，战乱频发，特别是西川和荆州地区，各方势力争夺激烈。
整个社会的治安问题十分严重，时常出现盗贼作乱，百姓手中也没有田可以种，社会秩序方面处于濒临崩溃的状态。
对于这样的环境，曹操有着自己的治理理念。
当初二十岁时初入仕途，他便以雒阳北部尉的名义整顿治安，用五色棒彻底制服了雒阳北面地区。
后来曹操为济南国相之时，又用仁德和法治将济南治理得井井有条。
如今建立魏国之后，再次遇到社会治理问题，曹操便想到要从刑法入手。
正所谓治乱世用重典。
散乱的法治环境就需要重典来强化刑罚的威慑力，震慑违法乱纪分子。
考虑到汉末刑罚的弊端，曹操便打算恢复肉刑，以惩治罪犯。
于是，他问刚刚上任的御史中丞陈群，为何你的父亲认为肉刑有仁慈的一面？
陈群解释了说，汉文帝时期废除肉刑后，以笞刑代替部分肉刑，罪不至死，注重生命。但实践中存在严重弊端，往往为追求惩罚效果，笞刑的数量往往过多，导致受刑者被活活打死，这违背了 “轻刑” 的初衷。
钟繇和陈群支持曹操的观点，恢复肉刑可避免这种 “刑不当罪” 的问题。
肉刑虽残酷，但能保留受刑者的性命，既实现惩罚目的，又能保留劳动力。
毕竟劳动力这在人口锐减、急需人力的战乱时代尤为重要。
其余人的都认为不能恢复肉刑。
曹操因为四方征战还没有停止，顾虑众人的意见，停止了恢复肉刑的打算。
时间到了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春，曹操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治理魏国上，西面的马超又对凉州之地动手动脚，率军围攻祁山。
祁山守将姜叙向夏侯渊告急，夏侯渊在没有上报曹操的前提下，令张合率步、骑兵五千人为先头部队击退马超。随后夏侯渊又亲率大军击退韩遂，平定高平、屠各两个部落。
曹操大为赞赏。
同年三月，汉献帝正式颁发诏书，确认魏公曹操地位在诸侯王之上，改授金制印玺、诸侯王专用的红色绶带，以及诸侯王专用的远游冠。
这个举动，直接惹怒了众多诸侯。
江东孙权将目光投放到了曹操在庐江和九江阵地的关键城池皖城。
皖城对于曹操而言，是南下江东的前哨堡垒，与合肥、居巢两城相互支援，形成了依托巢湖的防卫带。
只要这三座城池在手，就算江东凭借着濡须坞扼守濡须水道，阻止曹军南下，曹操也能保持着对九江和庐江两地的掌控，维持着对孙权长江南岸的压迫感。
赤壁之战后，曹操就已经有打算要走庐江与九江这条路取江东，便命太守朱光在皖城屯兵，大量开垦土地，种植稻谷。
很显然，这个举动就是要把皖城作为粮仓，前线的后勤基地。
皖城土地肥沃，一年可轻松获得两季。
朱光还生产军机，又派间谍秘密过江，招募诱惑都阳的反孙力量，随时准备在曹军南下之际里应外合。
吕蒙当初就看出了这个问题，便给孙权建议，必须要将皖城从曹操手中夺过来，否则曹军就像是达摩克利斯之剑，时刻挂在江东的额头之上。
孙权便将这话牢牢记在心里。
建安十九年入夏，四月份天气出奇的干旱，春粮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到了五月雨水逐渐增多，一时间江南地区多处发大水，皖城周边也受到影响。
孙权立刻意识到机会来了。
次月，闰五月，孙权亲自率军攻打皖城。
此刻的曹操并没有意识到江南地区又要发生重大变故。
吴军趁着大水的有利形势，直接包围了皖城。
这时，吴军中有很多将领建议孙权采用常规的攻城策略，堆积土山、架设攻城器械。
唯独吕蒙反对，他意识到江南地区大水对吴军有利，但对于曹军十分不利。
皖城这么关键的地方，受到袭击定然会引起合肥方向张辽等人的注意。
等土山和攻城器械都准备好了，估计曹操的援军也来了，大水也退去了。
届时，再想要利用大水拿下皖城，就是痴人说梦，甚至撤退都会成问题。
所以吕蒙说服孙权，利用皖城城墙尚未完全巩固之际，四面齐攻，想要强行击破皖城。
能有这般与众不同的想法，一眼看破当前形势和各方优劣点，吕蒙的能力确实不在周瑜之下，他能接任后期的都督职位，实至名归。
孙权思索了片刻，决定采纳吕蒙的建议。
吕蒙推荐甘宁为升城督。
此时的甘宁，身体已有伤，但他手持练索，身先士卒，攀缘上城，最终攻下皖城，俘朱光。
不得不说，甘宁虽粗野凶狠，暴躁嗜杀，但武艺高强，优待士卒，在勇略方面确实可与张辽一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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