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我会捕捉到他讲完故事后，眼中一闪而过的期待，似乎在盼望某个关键词能撬动我记忆的锁扣。但每次，迎接他的都是我茫然的眼神。然后，那期待会迅速黯淡下去，转化成一种更深沉的、被他努力掩饰起来的失落。
他总会及时地收敛情绪，摸摸我的头，语气轻松地说：“想不起来没关系，医生说了不能急。你人能好好的，能听我讲故事，我就很开心了。开心最重要。”
他说谎。
我知道他在说谎。因为我不止一次地，在他不经意的时候，看到他独自一人坐在病房外的长椅上，或者在我假装睡着时，静静地坐在床边，手里紧紧攥着一个旧皮夹。皮夹的透明夹层里，是一张有些磨损的照片。照片上，穿着校服的我和他，肩并肩靠着，笑得没心没肺，阳光洒在我们年轻得发光的脸上。他看着照片，眼神里的哀伤和眷恋浓得让人窒息。那一刻，他不再是那个在我面前强装镇定、温柔鼓励我的李鹤浦，而是一个丢失了至宝、不知所措的男人。
那种深情，沉重得让我感到压力，甚至有一丝莫名的愧疚。我觉得自己像一个窃取了别人人生的骗子，享受着他给予的关爱，却无法回报以对等的感情。
时间如流水，不知不觉，我在病床上休养了大半年。身体机能基本恢复，除了偶尔的头痛和依旧空白的记忆，我看起来和常人无异。医生建议可以出院回家静养，进行一些康复训练，至于记忆，只能顺其自然。
出院那天，李鹤浦忙前忙后，办理手续，收拾东西。他看起来比我刚醒来时状态好了些，但眉宇间总笼罩着一层淡淡的阴郁。我住回了父母家，他几乎每天下班后都会来看我，陪我吃饭，散步，继续讲那些“我们的故事”。我们的生活似乎步入了一种新的、平静的轨道，但我知道，那只是表象。失忆像一堵无形的墙，横亘在我们之间。
又一年春天来临，窗外的树木抽出新芽，空气里弥漫着生机勃勃的气息。我的世界却依旧停留在那个白茫茫的冬天。我还是什么都没记起来。面对李鹤浦日益深沉的眸光，我内心的焦灼和无力感与日俱增。我偷偷去看过心理医生，做过催眠，但都收效甚微。那些记忆像是被彻底删除，连碎片都找不到。
一个周五的下午，我突然想去他公司看看。父母说他毕业后和朋友合伙开了一家科技公司，发展得不错。我想看看他工作时的样子，想在他熟悉的环境里，寻找一丝可能的熟悉感。没有提前打招呼，我想给他一个惊喜，或者说，是想给自己一个寻找答案的机会。
按照父母给的地址，我找到了那栋气派的写字楼。前台小姐听说我找李鹤浦，询问了我的姓名后，态度立刻变得非常恭敬，显然他早已交代过。他的助理是一个干练的年轻人，见到我立刻起身：“林小姐，李总正在开一个重要的项目会议，我这就去通知他。”
“不用打扰他，”我连忙摆手，“我没什么急事，去他办公室等就好。”
助理将我引到李鹤浦的办公室。办公室宽敞明亮，装修是简约的现代风格，巨大的落地窗外是城市繁华的景象。角落里有一扇门，助理说那是附带的休息室。
我在办公室里转了一圈，书架上除了专业书籍，还摆着几个相框。无一例外，里面都是我和他的合影。有旅游时拍的，有过生日时拍的，照片上的“我”笑得灿烂，亲密地依偎着他。这些影像再次提醒我，我们曾经多么密不可分，而此刻又多么疏离。
大概是春困，加上昨晚因为胡思乱想没睡好，我感到一阵倦意袭来。下意识地，我推开了休息室的门。里面陈设简单，一张床，一个衣柜，一个小茶几。空气中似乎残留着他身上那股淡淡的、清爽的须后水味道。这种味道，在这大半年里，我已经熟悉。没有多想，我脱掉外套，趴在床上，被这种熟悉又陌生的气息包裹着，竟然沉沉地睡了过去。
我是被一阵压低的交谈声吵醒的。意识尚未完全回笼，只觉得声音来自外面的办公室。我迷迷糊糊地睁开眼，休息室的门没有关严，留了一条缝隙。声音正是从那里传进来的。
我轻轻挪动身体，透过门缝向外看去。
李鹤浦背对着休息室的方向，颓废地窝在沙发里。他不再是平日里那个西装革履、一丝不苟的精英形象，领带扯松了，衬衫领口敞开着，头发也有些凌乱。他对面站着一个穿着西装的男人，看起来年纪与他相仿，表情激动，正是我之前在合影里见过的，他的合伙人，周铭。
“李鹤浦，你他妈跟我说实话！” 周铭的声音带着压抑不住的怒气，“她这都一年多了，还是老样子！你就真打算这么一直耗下去？”
李鹤浦没有立刻回答，他伸手从茶几上的烟盒里抖出一支烟，点燃，深深吸了一口。灰白色的烟雾袅袅升起，模糊了他疲惫的侧脸。半晌，他才掐灭手中才吸了几口的烟，不假思索地，几乎是带着一种认命般的平静，点了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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