瘦警察靠在椅背上，双手抱胸，补充道：“看不出来啊，你们这些有钱人，压力都这么大吗？股市里杀伐决断，床上却玩得这么……花哨。”他们交换了一个眼神，笑声在狭小的房间里回荡，像玻璃碎裂的脆响。
我始终沉默。嘴唇抿成一条线，目光死死盯着桌面上的裂纹。那裂纹蜿蜒曲折，像我的人生轨迹。我知道，我说任何话，都只会成为他们新的笑料。我所有的反抗、辩解、愤怒，在这场精心设计的“葬礼”面前，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力。辩解？说我被陷害？他们只会笑得更欢。愤怒？砸桌子？那只会让他们多出一桩“袭警”的罪名。他们要的不是我的口供，他们要的是我的“死亡证明”——一份证明我从神坛跌落的铁证，让整个世界见证我的崩塌。
审讯室的钟表滴答作响，每一秒都像在倒计时我的余生。终于，当一份印着我名字和照片的本地晚报，被“不经意”地放在审讯桌上时，我看到了那个触目惊心的标题——《“少年股神”的堕落：从资本神坛到色情泥潭》。字体粗黑，像一把把钉子，钉进我的眼睛。配图，正是我被警察押出酒店房间时，那张最狼狈、最屈辱的照片：头发凌乱，衣服半敞，脸上是混杂着震惊和绝望的表情。背景是酒店走廊的荧光灯，照得一切苍白而真实。报纸的边角微微卷起，散发着油墨的刺鼻味，我的手指颤抖着触碰它，仿佛一碰就会碎裂。
我彻底死了。死得干干净净，死得人尽皆知。青石市的每个角落，每一个茶馆、每个办公室、每个手机屏幕，都在流传这个故事。我能想象母亲看到报纸时的模样：她那双布满老茧的手，颤抖着握住纸张，眼睛里是无尽的悲伤和耻辱。父亲呢？恐怕会直接撕碎报纸，然后关上门，永不提及这个名字。朋友圈、投资群、甚至儿时的玩伴，都会以一种怜悯或嘲讽的眼光看待我。林浩然，不再是那个叱咤风云的年轻人，而是一个笑柄，一个警示，一个“别学他”的反面教材。
我闭上眼睛，脑海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浮现出秦若菲的脸。不是那张在董事会上一贯冰冷决绝的女王脸，而是我们在江畔公馆露台上，在月光下辗转承欢时，那张带着迷乱与沉沦的脸。她的皮肤如丝绸般光滑，长发散落在枕边，像黑色的瀑布。她的眼睛半阖，睫毛颤动，唇间逸出低低的喘息。那一刻，她不再是秦氏集团的继承人，而是一个普通的女人，沉浸在欲望的漩涡中。我们在露台上，江风吹来，带着湿润的凉意，远处是城市的霓虹灯火，像无数颗星星坠落人间。那是极致的欢愉，汗水交融，心跳同步，仿佛整个世界只剩我们两人。
原来，那极致的欢愉，只是为了此刻更极致的痛苦所做的铺垫。真是……好手段啊。她的笑，她的吻，她的呢喃，全都成了利刃，现在正一寸寸切割着我的灵魂。为什么？为什么要在巅峰时推我入渊？是为了权力斗争，还是单纯的报复？这些问题像荆棘，缠绕着我的思绪，让我喘不过气。
时间在铁椅上拉长，每一分钟都像一个世纪。外面的看守换了班，新一轮的闲聊又开始了，这次是关于周末的球赛和下雨的天气，但偶尔还是会飘来一句：“那个股神，啧啧，真够惨的。”我蜷缩得更紧，试图让身体变成一个球，挡住所有的寒意和噪音。脑海中，过去的片段如走马灯般闪现：第一次在股市赚到第一桶金时，兴奋得彻夜未眠；和张凯在酒吧庆祝并购成功，啤酒泡沫溅满一身；甚至是儿时在街头踢球的日子，那时世界简单而明亮，没有阴谋，没有背叛。
突然，一个不耐烦的声音响起：“林浩然，有人保释你，出来！”伴随着铁锁“哗啦”作响，将我从黑暗的思绪中拽了出来。铁门打开时，刺眼的灯光射入，像一把利剑刺穿我的瞳孔。我眨了眨眼，适应着这突如其来的光明。
保释？谁会来保释我？张凯？他没这个能量，那小子现在恐怕正躲在角落里删好友。父母？他们此刻恐怕已经因我而颜面扫地，避之不及，甚至可能已经将我的照片从家谱中抹去。脑海中闪过无数可能，但没有一个说得通。我拖着沉重的、像是灌了铅的双腿，一步步走出这间让我失去一切尊严的囚室。每一步都像踩在棉花上，膝盖发软，鞋底摩擦地面的声音在走廊回荡，像丧钟的低鸣。走廊的墙壁是灰白的，上面贴着几张褪色的标语：“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讽刺的是，我什么都没说，却被判了“死刑”。
在刺眼的白炽灯下，我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他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灰色中山装，布料上隐约可见洗衣粉的残留痕迹；头发花白，稀疏地贴在头皮上，像秋天的枯草；背有些微驼，像是扛了太多人生的重担；手里拎着一个保温桶，桶身布满划痕和烫迹，正静静地站在走廊的尽头。灯光拉长了他的影子，投射在水泥地上，像一尊沉默的守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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