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深冬的武昌,寒雾像化不开的愁绪,裹着长江江面吹来的湿冷气流,漫过街头巷尾。司门口的石板路被雾气浸润得发亮,行人缩着脖颈匆匆而过,连叫卖热汤面的小贩都压低了嗓门,生怕惊扰了城中那处戒备森严的院落——鄂豫皖剿匪总司令部驻节地。
院落深处,一间宽敞的书房兼作战指挥室里,灯火通明。张学良身着笔挺的藏青色军装,肩章上的星徽在煤油灯的映照下泛着冷光。他背对着门口,伫立在巨大的军用地图前,指尖夹着一支未点燃的香烟,目光沉沉地落在地图上用红笔圈出的区域——鄂东北与皖西北交界的狭长地带,那是鄂豫皖苏区仅存的根据地,红军第二十五军的活动核心。
“副总司令,于学忠将军的电报。”参谋官轻手轻脚地走进来,将一份电报递到张学良手中,“第51军已按计划进驻六安、霍山一线,与上官云相的中央军完成衔接,封锁线已初步形成。”
张学良转过身,接过电报,指尖划过电文上“清剿部署”“严防突围”等字眼,眉头不自觉地蹙了起来。他将未燃的香烟放在桌案上,拿起红铅笔,在地图上沿着淮河一线轻轻划了一道弧线:“告诉于学忠,让他务必守住淠河渡口,红军擅长迂回穿插,不能给他们留下任何突破的缺口。”
“是。”参谋官应声退下,临走时悄悄瞥了一眼桌案上堆放的文件——最上面一份是蒋介石亲自签发的《鄂豫皖三省清剿方案》,落款处的朱红印章格外醒目。
书房里重新恢复寂静,只有窗外偶尔传来的更夫敲梆子的声音,在寒雾中显得格外悠远。张学良走到桌前坐下,端起一杯早已凉透的清茶,抿了一口。茶水的苦涩漫过舌尖,像极了他此刻的心境。
三个月前,他刚结束为期一年的欧洲考察回国。从巴黎到柏林,再到伦敦,他见识了西方的工业文明,也听闻了国内的战乱纷争。站在异国的土地上,每当想起沦陷的东北故土,想起流离失所的父老乡亲,他的心就像被钝刀割一样疼。那时他满心以为,回国后便能说服蒋介石,调集兵力北上抗日,可等来的,却是“鄂豫皖剿匪副总司令”的任命。
“剿匪”,这两个字像一块巨石,压在张学良的心头。他清楚蒋介石的心思——“攘外必先安内”,可在他看来,日本人侵占东北,觊觎华北,才是中华民族最大的祸患。如今却要让东北军调转枪口,去对付同样流着中国人血的红军,这让他怎么也想不通。
桌上的收音机里,正播放着中央社的新闻,女播音员的声音尖利而激昂:“国军在鄂豫皖前线连传捷报,共军节节败退,苏区日益缩小,彻底肃清指日可待……”张学良伸手关掉了收音机,烦躁地站起身,在书房里踱来踱去。
他想起回国途中,在莫斯科偶然看到的一份中共《八一宣言》的油印件。上面“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像一道惊雷,在他心中炸开。这些日子,前线陆续传来的消息,更让他对“剿共”产生了深深的怀疑。东北军第115师在商城与红军遭遇,激战两日,伤亡近千人。那些牺牲的士兵,大多是跟随他父亲张作霖起家的老兵,他们背井离乡,本想着有朝一日能打回东北,却最终倒在了内战的战场上。
“报告副总司令,前线急电。”另一名参谋官推门而入,脸色有些凝重,“红军第二十五军突然向罗田方向移动,似有突围迹象,上官云相将军请求支援。”
张学良接过电报,目光迅速扫过,指尖不自觉地收紧。他走到地图前,目光在罗田与英山之间来回移动,沉吟片刻道:“命令第107师从麻城火速驰援,务必缠住红军主力;让于学忠抽调一个旅,从霍山迂回包抄,形成夹击之势。”
“是!”参谋官刚要转身,却被张学良叫住。
“等等。”张学良的声音顿了顿,“告诉前线将士,尽量抓活的,对被俘的红军官兵,不得虐待。”
参谋官愣了一下,随即点头应道:“属下明白。”
看着参谋官离去的背影,张学良的心情越发沉重。他知道,自己下达的每一道命令,都可能让更多的中国人流血牺牲。可他身为东北军的统帅,又不能违抗蒋介石的命令。这些日子,他常常在深夜被噩梦惊醒,梦中全是东北故土的残垣断壁,全是牺牲士兵的狰狞面孔。
他走到衣架前,取下一件黑色的大衣披上,推开房门,走进了寒雾弥漫的庭院。庭院里的腊梅开得正盛,暗香浮动,却驱不散空气中的寒意。他抬头望向北方,目光仿佛穿透了层层迷雾,落在了千里之外的东北平原上。
那里有他的故乡奉天,有他童年时嬉戏的帅府花园,有长白山的林海雪原,有松花江的滔滔江水。可如今,这一切都落入了日本人的手中。他想起父亲张作霖被炸身亡的那天,想起自己仓促继位时的惶恐与无助,想起东北易帜时对国人的承诺——“誓死保卫东北,绝不退让”。可最终,他还是没能守住这份承诺,带着东北军撤出了东北,成了国人眼中“不抵抗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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