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深冬的武昌，寒雾像化不开的愁绪，裹着长江江面吹来的湿冷气流，漫过街头巷尾。司门口的石板路被雾气浸润得发亮，行人缩着脖颈匆匆而过，连叫卖热汤面的小贩都压低了嗓门，生怕惊扰了城中那处戒备森严的院落——鄂豫皖剿匪总司令部驻节地。
院落深处，一间宽敞的书房兼作战指挥室里，灯火通明。张学良身着笔挺的藏青色军装，肩章上的星徽在煤油灯的映照下泛着冷光。他背对着门口，伫立在巨大的军用地图前，指尖夹着一支未点燃的香烟，目光沉沉地落在地图上用红笔圈出的区域——鄂东北与皖西北交界的狭长地带，那是鄂豫皖苏区仅存的根据地，红军第二十五军的活动核心。
“副总司令，于学忠将军的电报。”参谋官轻手轻脚地走进来，将一份电报递到张学良手中，“第51军已按计划进驻六安、霍山一线，与上官云相的中央军完成衔接，封锁线已初步形成。”
张学良转过身，接过电报，指尖划过电文上“清剿部署”“严防突围”等字眼，眉头不自觉地蹙了起来。他将未燃的香烟放在桌案上，拿起红铅笔，在地图上沿着淮河一线轻轻划了一道弧线：“告诉于学忠，让他务必守住淠河渡口，红军擅长迂回穿插，不能给他们留下任何突破的缺口。”
“是。”参谋官应声退下，临走时悄悄瞥了一眼桌案上堆放的文件——最上面一份是蒋介石亲自签发的《鄂豫皖三省清剿方案》，落款处的朱红印章格外醒目。
书房里重新恢复寂静，只有窗外偶尔传来的更夫敲梆子的声音，在寒雾中显得格外悠远。张学良走到桌前坐下，端起一杯早已凉透的清茶，抿了一口。茶水的苦涩漫过舌尖，像极了他此刻的心境。
三个月前，他刚结束为期一年的欧洲考察回国。从巴黎到柏林，再到伦敦，他见识了西方的工业文明，也听闻了国内的战乱纷争。站在异国的土地上，每当想起沦陷的东北故土，想起流离失所的父老乡亲，他的心就像被钝刀割一样疼。那时他满心以为，回国后便能说服蒋介石，调集兵力北上抗日，可等来的，却是“鄂豫皖剿匪副总司令”的任命。
“剿匪”，这两个字像一块巨石，压在张学良的心头。他清楚蒋介石的心思——“攘外必先安内”，可在他看来，日本人侵占东北，觊觎华北，才是中华民族最大的祸患。如今却要让东北军调转枪口，去对付同样流着中国人血的红军，这让他怎么也想不通。
桌上的收音机里，正播放着中央社的新闻，女播音员的声音尖利而激昂：“国军在鄂豫皖前线连传捷报，共军节节败退，苏区日益缩小，彻底肃清指日可待……”张学良伸手关掉了收音机，烦躁地站起身，在书房里踱来踱去。
他想起回国途中，在莫斯科偶然看到的一份中共《八一宣言》的油印件。上面“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像一道惊雷，在他心中炸开。这些日子，前线陆续传来的消息，更让他对“剿共”产生了深深的怀疑。东北军第115师在商城与红军遭遇，激战两日，伤亡近千人。那些牺牲的士兵，大多是跟随他父亲张作霖起家的老兵，他们背井离乡，本想着有朝一日能打回东北，却最终倒在了内战的战场上。
“报告副总司令，前线急电。”另一名参谋官推门而入，脸色有些凝重，“红军第二十五军突然向罗田方向移动，似有突围迹象，上官云相将军请求支援。”
张学良接过电报，目光迅速扫过，指尖不自觉地收紧。他走到地图前，目光在罗田与英山之间来回移动，沉吟片刻道：“命令第107师从麻城火速驰援，务必缠住红军主力；让于学忠抽调一个旅，从霍山迂回包抄，形成夹击之势。”
“是！”参谋官刚要转身，却被张学良叫住。
“等等。”张学良的声音顿了顿，“告诉前线将士，尽量抓活的，对被俘的红军官兵，不得虐待。”
参谋官愣了一下，随即点头应道：“属下明白。”
看着参谋官离去的背影，张学良的心情越发沉重。他知道，自己下达的每一道命令，都可能让更多的中国人流血牺牲。可他身为东北军的统帅，又不能违抗蒋介石的命令。这些日子，他常常在深夜被噩梦惊醒，梦中全是东北故土的残垣断壁，全是牺牲士兵的狰狞面孔。
他走到衣架前，取下一件黑色的大衣披上，推开房门，走进了寒雾弥漫的庭院。庭院里的腊梅开得正盛，暗香浮动，却驱不散空气中的寒意。他抬头望向北方，目光仿佛穿透了层层迷雾，落在了千里之外的东北平原上。
那里有他的故乡奉天，有他童年时嬉戏的帅府花园，有长白山的林海雪原，有松花江的滔滔江水。可如今，这一切都落入了日本人的手中。他想起父亲张作霖被炸身亡的那天，想起自己仓促继位时的惶恐与无助，想起东北易帜时对国人的承诺——“誓死保卫东北，绝不退让”。可最终，他还是没能守住这份承诺，带着东北军撤出了东北，成了国人眼中“不抵抗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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