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二十日，九条修复的海船，在细雨里，离开东望城的码头向着东方航行。
姚大人站在细雨里看着自己的家人，渐渐消失在雨雾之中。
转身走进船舱，他看到两个年轻人在指导老水兵看航海钟，这是铁矿港送来的六个刚毕业的小水手，现在分散在三条海船之上。
他们带着三套六分仪和航海钟，原本这些装备是要给到三体货船船队的，但因为东望城要远渡重洋，现在送来了这里。
他直接走向那张少年们带来的海图，他这是第一次看到有经纬度标定的海图，以前就是地图，画的还很抽象。
但这一张海图，有点样子了。
“我们到底要走多远！”，姚大人突然问身边的年轻人。
年轻人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开始用尺子丈量地图，然后拿笔计算，五分钟后，“南美最大的城市是利马，大约 9,000到10,000海里，如果换算成公里，大约是16,600到18,500 公里。”
姚大人再次问道：“需要航行多久？”
少年继续计算，“英国货船，航速在4节到8节之间，如果按照6节平均航速，需要64天，但不可能不休息，加百分三十的时间应该合理，所以我们需要航行大约90天左右。”
“平均航速，按照七点五节计算吧！”，姚大人说道。
“船长，这不合理，我们不可能用7.5节的航速前进，不可能一直都是顺风！”，少年说道，他有些急了。
结果，姚大人直接走到舰长位对着铜皮管喊道，“轮机长，你他娘人呢？”
“在，没死呢？吼什么吼？”
“给老子，打开两个螺旋桨”
“晓得了！”
于是在少年惊喜的眼神中，船舱后边喷出了烟雾，两台小型发动机在嗡鸣，船速在慢慢提升。
姚耀祖笑着说，“能算了嘛？”
少年飞快的计算，最后给出的答案是：“七十五天，我们七十五天就能到利马！”
姚耀祖很高兴，他喜欢这少年，拍了拍少年的肩膀，“你叫什么名字？”
“肖万里！”，少年说道，“我老师给我起的，让我航行万里！”
“好名字，肖万里，跟着我们干，有银子，更加有的是好玩的事情，好好干！”，姚耀祖现在要留下这两个人才，可不能回去就跑了。
九台海船成一字队形，船头破开雪白海浪，向着东方，向着太平洋的彼岸，一往无前。
1809年4月·广州
道光九年的广州四月，天候照例是岭南惯有的脾性——乍暖还湿，阴晴无定。
晨起时，珠江水面常浮着一层薄雾，如纱似缕，将十三行的夷馆轮廓洇染得模糊不清。西关大屋的天井里，青石板上昨夜积下的水渍映着天光，泛着微亮。老茶客们坐在骑楼下，就着粗陶碗里的普洱，看檐角滴水串成珠帘，叮咚落入石臼。此时日头偶从云隙间漏下，照在十三行商馆区的葡萄牙式山花墙上，将砖石的湿气蒸腾成淡淡白雾。
未及晌午，南风骤起。来自南海的暖湿气流裹着咸腥气息扑向城垣，将五仙门一带的招幌吹得猎猎作响。巡抚衙门前的旗杆上，黄龙旗在渐强的风中鼓胀如帆，旗面上的金龙纹样时隐时现。西关绣坊的女工们不得不收拢晾晒的绸缎，那些素白绢帛经了潮气，触手微凉而绵软。
午后往往骤变。先是云层自虎门方向翻涌而来，灰黑如铁，层层堆叠在光塔寺的尖顶之上。雷声初起时闷在云层深处，如同老鼋在珠江底翻身，继而滚过海珠石的礁岩，渐渐近逼城厢。雨点初落时尚疏，打在状元坊的青瓦上叮咚有声，俄而连成密织的银帘，将高第街的麻石路面打得水花四溅。西关大屋的趟栊门被风雨拍打得吱呀作响，檐下铜铃在风中乱颤，奏出凌乱的调子。
雨势来得急，去得也快。待到申时末刻，云隙间又透出霞光，将六榕寺花塔的鎏金塔刹照得通明。积水映着残阳，将整条十三行街幻化成流动的金箔世界。夷馆区的葡萄牙商人站在遮阳伞下，望着商馆屋顶袅袅升起的炊烟，与本地买办用夹杂着葡语和粤语的腔调讨论着茶叶行情。
入夜后，湿气沉淀在街巷里。油纸伞收拢在骑楼廊柱边，滴落的水珠在石板上敲出细密的节奏。海珠炮台的方向偶尔传来夜巡更夫的梆子声，混着珠江水拍打岸堤的声响，在湿润的空气中缓缓散开。
牛野来到广州，其实是要做一件事情，他要把在广州府建立第一个科学人才队伍，用最傻，最笨，却最有效的方式，建立起一支支科研团队。
人类最早的科学，不是诞生于某个哲人的顿悟，而是源于无数双手在黑暗中的摸索与尝试。那些被现代人视为"原始"的实验，正是科学最初的摇篮。
远古的篝火旁，我们的祖先并非凭空想象出如何生火。他们一次次摩擦木棍，记录下不同木材组合产生的效果——有的木料组合摩擦生热极慢，有的则能迅速产生火星；有的需要干燥环境，有的在微湿条件下仍能点燃。这些看似简单的尝试，实则是人类最早的对比实验。通过成百上千次的重复与观察，数据在经验中累积，规律在失败中浮现，最终凝结为"钻木取火"这一掌握自然力的科学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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