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二十日,九条修复的海船,在细雨里,离开东望城的码头向着东方航行。
姚大人站在细雨里看着自己的家人,渐渐消失在雨雾之中。
转身走进船舱,他看到两个年轻人在指导老水兵看航海钟,这是铁矿港送来的六个刚毕业的小水手,现在分散在三条海船之上。
他们带着三套六分仪和航海钟,原本这些装备是要给到三体货船船队的,但因为东望城要远渡重洋,现在送来了这里。
他直接走向那张少年们带来的海图,他这是第一次看到有经纬度标定的海图,以前就是地图,画的还很抽象。
但这一张海图,有点样子了。
“我们到底要走多远!”,姚大人突然问身边的年轻人。
年轻人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开始用尺子丈量地图,然后拿笔计算,五分钟后,“南美最大的城市是利马,大约 9,000到10,000海里,如果换算成公里,大约是16,600到18,500 公里。”
姚大人再次问道:“需要航行多久?”
少年继续计算,“英国货船,航速在4节到8节之间,如果按照6节平均航速,需要64天,但不可能不休息,加百分三十的时间应该合理,所以我们需要航行大约90天左右。”
“平均航速,按照七点五节计算吧!”,姚大人说道。
“船长,这不合理,我们不可能用7.5节的航速前进,不可能一直都是顺风!”,少年说道,他有些急了。
结果,姚大人直接走到舰长位对着铜皮管喊道,“轮机长,你他娘人呢?”
“在,没死呢?吼什么吼?”
“给老子,打开两个螺旋桨”
“晓得了!”
于是在少年惊喜的眼神中,船舱后边喷出了烟雾,两台小型发动机在嗡鸣,船速在慢慢提升。
姚耀祖笑着说,“能算了嘛?”
少年飞快的计算,最后给出的答案是:“七十五天,我们七十五天就能到利马!”
姚耀祖很高兴,他喜欢这少年,拍了拍少年的肩膀,“你叫什么名字?”
“肖万里!”,少年说道,“我老师给我起的,让我航行万里!”
“好名字,肖万里,跟着我们干,有银子,更加有的是好玩的事情,好好干!”,姚耀祖现在要留下这两个人才,可不能回去就跑了。
九台海船成一字队形,船头破开雪白海浪,向着东方,向着太平洋的彼岸,一往无前。
1809年4月·广州
道光九年的广州四月,天候照例是岭南惯有的脾性——乍暖还湿,阴晴无定。
晨起时,珠江水面常浮着一层薄雾,如纱似缕,将十三行的夷馆轮廓洇染得模糊不清。西关大屋的天井里,青石板上昨夜积下的水渍映着天光,泛着微亮。老茶客们坐在骑楼下,就着粗陶碗里的普洱,看檐角滴水串成珠帘,叮咚落入石臼。此时日头偶从云隙间漏下,照在十三行商馆区的葡萄牙式山花墙上,将砖石的湿气蒸腾成淡淡白雾。
未及晌午,南风骤起。来自南海的暖湿气流裹着咸腥气息扑向城垣,将五仙门一带的招幌吹得猎猎作响。巡抚衙门前的旗杆上,黄龙旗在渐强的风中鼓胀如帆,旗面上的金龙纹样时隐时现。西关绣坊的女工们不得不收拢晾晒的绸缎,那些素白绢帛经了潮气,触手微凉而绵软。
午后往往骤变。先是云层自虎门方向翻涌而来,灰黑如铁,层层堆叠在光塔寺的尖顶之上。雷声初起时闷在云层深处,如同老鼋在珠江底翻身,继而滚过海珠石的礁岩,渐渐近逼城厢。雨点初落时尚疏,打在状元坊的青瓦上叮咚有声,俄而连成密织的银帘,将高第街的麻石路面打得水花四溅。西关大屋的趟栊门被风雨拍打得吱呀作响,檐下铜铃在风中乱颤,奏出凌乱的调子。
雨势来得急,去得也快。待到申时末刻,云隙间又透出霞光,将六榕寺花塔的鎏金塔刹照得通明。积水映着残阳,将整条十三行街幻化成流动的金箔世界。夷馆区的葡萄牙商人站在遮阳伞下,望着商馆屋顶袅袅升起的炊烟,与本地买办用夹杂着葡语和粤语的腔调讨论着茶叶行情。
入夜后,湿气沉淀在街巷里。油纸伞收拢在骑楼廊柱边,滴落的水珠在石板上敲出细密的节奏。海珠炮台的方向偶尔传来夜巡更夫的梆子声,混着珠江水拍打岸堤的声响,在湿润的空气中缓缓散开。
牛野来到广州,其实是要做一件事情,他要把在广州府建立第一个科学人才队伍,用最傻,最笨,却最有效的方式,建立起一支支科研团队。
人类最早的科学,不是诞生于某个哲人的顿悟,而是源于无数双手在黑暗中的摸索与尝试。那些被现代人视为"原始"的实验,正是科学最初的摇篮。
远古的篝火旁,我们的祖先并非凭空想象出如何生火。他们一次次摩擦木棍,记录下不同木材组合产生的效果——有的木料组合摩擦生热极慢,有的则能迅速产生火星;有的需要干燥环境,有的在微湿条件下仍能点燃。这些看似简单的尝试,实则是人类最早的对比实验。通过成百上千次的重复与观察,数据在经验中累积,规律在失败中浮现,最终凝结为"钻木取火"这一掌握自然力的科学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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