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的暮春,苏州府的市集上总是热闹非凡。布市街旁的茶馆里,几位茶客正围着一张桌子,兴致勃勃地议论着:“你们听说了吗?苏将军家的小姐苏瑶,开的那个逸品女红坊,可帮了不少穷苦女子!我家邻居林嫂,以前一天赚三十文都难,现在在女红坊做工,一个月能拿两千多文,不仅给她夫君治好了腿,还送孩子去私塾读书了!”
“可不是嘛!我家娘子前两天在逸品轩买了个刺绣香囊,绣的莲花跟真的一样,才五十文钱,比集市上那些粗制滥造的好多了!听说这香囊都是女红坊的女子做的,买一个还能帮衬她们,咱们也乐意!”
茶客们的议论声此起彼伏,传到路过的苏州府知府耳中,他笑着摇了摇头 —— 自逸品女红坊运营三个月来,这样的称赞他早已听了无数次。百姓们不仅口口相传,还有十余户受益的家庭,自发凑钱做了一块 “贤良淑德,为民谋福” 的木牌,送到了女红坊门口,苏瑶推辞不过,只能将木牌挂在院子的显眼处,每当女子们看到木牌,心中便多了几分干劲。
苏瑶的名声,不仅在江南民间传开,还传到了长安的朝堂之上。早朝后的议事中,户部尚书提及江南织造税收增长时,特意说道:“江南织造府能扭转乱象,逸品女红坊功不可没。苏瑶姑娘以女子之身,将商业与民生结合,既带动了布匹销售,又帮助百余女子增收,实为‘实用利民’的典范,这样的人才,值得朝廷鼓励。”
连此前对女子参与官营事务颇有微词的保守派,态度也悄然转变。张柬之的门生、吏部主事李大人,在一次私下议事中说道:“苏定方之女苏瑶,开设女红坊虽有违‘女子相夫教子’的传统,却切实解决了贫困女子的生计问题,让她们不再依赖救济,反而能为家庭、为朝廷创造价值。可见女子并非只能困于内宅,亦能为朝廷分忧,为民生出力。”
这番话传到张柬之耳中,他虽未公开表态,却也没有反驳 —— 此前他派去江南的亲信,传回的奏报中详细描述了女红坊的运营:女子们有序劳作,收入稳定,百姓好评如潮,并无半分乱象。张柬之看着奏报,沉默良久,最终只是叹了口气,将奏报放在案上,默认了这份认可。
面对纷至沓来的称赞,苏瑶却并未骄傲。一日午后,她带着随从去苏州府下辖的乡镇巡查,路过一个小村庄时,看到一位名叫王婶的女子,正坐在自家门口缝补衣裳,身旁还躺着生病的老母亲,孩子则在一旁玩耍。苏瑶上前询问,得知王婶也擅长女红,却因要照顾母亲和孩子,无法去城里的女红坊做工,只能接些零散活计,收入微薄。
“这样的女子,江南还有不少吧?” 苏瑶问随行的乡镇里正。里正点头道:“回苏姑娘,像王婶这样的,每个村都有三四户,家里有老人或孩子要照顾,走不开,只能守着家做些针线活,日子过得苦啊。”
苏瑶心中一动,回到女红坊后,立刻给长安的李逸写信,提出新的构想:“李逸哥哥,我想在女红坊推出‘居家制作’模式 —— 让那些无法到坊做工的女子,在家中制作香囊或简单的棉布衣物,我们定期派人上门收取成品,按件付酬。这样既能帮助更多女子,也能扩大女红坊的产量,满足逸品轩的订单需求。”
李逸收到信后,当即回信支持,还附上了具体建议:“‘居家制作’需解决两个关键问题:一是原料配送与成品回收,二是质量把控。可在江南各州县的乡镇便民处设立‘女红代收点’,由代收点统一发放原料、回收成品、检验质量,再由代收点将成品运往女红坊总部,这样既方便女子交送,也便于管理。”
苏瑶按此建议,立刻行动。她先在苏州府周边的五个乡镇试点,选择乡镇中心的杂货店或驿站作为代收点,与店主签订协议:代收点负责登记居家制作女子的信息、发放原料(按女子的产能定量发放,避免浪费)、回收成品并初步检验(检查针脚、图案是否合格),每协助完成一笔交易,给予店主五文钱的提成。
王婶得知消息后,第一时间到代收点报名。代收点的店主给她发放了制作十个简易款香囊的布料与丝线,还附赠了一张针法示意图:“王婶,您做好后拿回来,我检查合格了,就给您两百文钱,要是做得好,下次还能给您发精致款的原料。”
王婶抱着原料回家,日夜赶工,只用五天就完成了十个香囊,针脚整齐,图案完整。店主检验合格后,当场给了她两百文钱。王婶拿着钱,激动得眼泪都掉了:“这下好了,我在家照顾母亲和孩子,也能赚钱了!多谢苏姑娘,多谢你们!”
试点成功后,苏瑶在江南十余个州县设立了三十余个代收点,共招募了两百余名居家制作的女子,其中既有像王婶这样的家庭主妇,也有手脚不便的残疾女子。为了保证质量,苏瑶还让女红坊的资深绣娘,每月到各个代收点巡查一次,现场指导居家制作的女子,纠正她们的针法问题,确保成品符合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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