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日的长安，总带着几分慵懒的繁华。朱雀大街上，商贩的叫卖声此起彼伏，绸缎庄的伙计站在门口招揽客人，香料铺的香气飘出半条街，往来的行人穿着春衫，脸上带着闲适的笑容。可李逸漫步在这热闹的街市中，眉头却始终紧锁，目光掠过眼前的繁华，落在那些藏在街角、略显局促的身影上 —— 他要找的，不是锦衣玉食的贵族，而是被现行税制压得喘不过气的平民百姓。
走到西市南侧的小巷口，李逸看到了卖菜的王二。王二推着一辆破旧的独轮车，车上摆着几捆青菜、萝卜，他正一边给客人称菜，一边低声叹气。李逸走上前，假装买菜，随口问道：“王大哥，看您愁眉苦脸的，是生意不好做？”
王二称好菜，接过铜钱，无奈地摇了摇头：“生意还行，就是这税太重了。咱们按户缴税，不管赚多赚少，每月都得交五十文。我这菜摊，好的时候一天能赚三十文，差的时候才十几文，除去成本，每月能剩下一百文就不错了，一半都得缴税，日子紧巴巴的。”
他指了指不远处的一家酒楼，声音压低了几分：“你看那家‘醉仙楼’，老板是吏部李尚书的远亲，说是按户缴税，可人家一年缴的税，还没我半年多！咱们小老百姓，没靠山，只能老实交钱，哪敢跟他们比？”
李逸心中一沉，又走到巷尾的一家裁缝铺。铺主是位姓陈的老汉，正戴着老花镜缝补衣裳，铺子里冷冷清清。“陈老汉，您这铺子怎么没客人？” 李逸问道。
陈老汉放下针线，叹了口气：“客人少，缴完税更没剩多少了。我这铺子，每月营业额也就五百文，除去布料成本，利润不到两百文，可按户缴税，每月得交八十文，再加上房租，能不亏就不错了。前阵子隔壁的铁匠铺，就是因为缴不起税，关门了。”
离开西市，李逸又骑马去了长安城外的村落。农户张老汉的家，低矮的土坯房，院墙多处开裂，院子里晒着少量的谷子。张老汉正坐在门槛上，拿着算筹计算今年的收成，看到李逸，连忙起身迎接。
“李郎君，您怎么来了？快进屋坐。” 张老汉热情地招呼，却难掩脸上的愁容。
“张大叔，今年收成怎么样？” 李逸坐下，看着桌上的算筹。
“收成还行，一亩地收了两石谷子，可税也重啊！” 张老汉拿起算筹，算了起来，“我家有三亩地，按户缴税，每年得交两石谷子。今年收成六石，除去税，再留两石当种子，剩下的两石，够全家四口人吃半年，下半年还得靠种些杂粮度日。要是遇上灾年，收成都不够缴税，只能借钱，利滚利，更难还了。”
他指着村东头的一片田地：“那是户部王侍郎家的田，有一百多亩，说是按户缴税，可人家年年都以‘灾年减产’为由，申请减税，实际缴的税，还没我这三亩地多。咱们小农户，没文化，没靠山，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避税，自己苦熬。”
接连几日，李逸走遍了长安的市集、村落，还去了几家世家经营的产业 —— 尚书府的绸缎庄，账本上写着 “月营业额五千文”，实际却能卖到两万文；将军府的粮铺，靠着 “军粮储备” 的名义，常年免税；甚至有世家将商铺挂靠在 “寺庙产业” 名下，借着 “寺庙免税” 的政策，一分钱税都不用交。
回到府中，李逸将调研的情况整理成笔记，又从户部借来近五年的税收卷宗，在书房里翻看到深夜。卷宗上的数据，更直观地暴露了税制的弊端：
平民税负占比高：长安城内，占总户数 80% 的平民（小商贩、农户），缴纳的税收占总税收的 60%，而他们的总收入，仅占全城总收入的 30%；
世家税负占比低：占总户数 20% 的世家、富商，缴纳的税收仅占总税收的 40%，他们的总收入却占全城总收入的 70%；
避税漏洞多：世家常用的避税手段有 “虚报营业额”“挂靠免税名义”“申请虚假减免” 等，仅去年一年，因避税流失的税收，就达五十万贯。
“按户征税，看似公平，实则最不公平。” 李逸合上卷宗，揉了揉疲惫的眼睛，心中满是忧虑。他想起之前推动的制糖改革、科举改革，都是为了 “实用利民”，而税制改革，关乎每一个百姓的生计，更是刻不容缓。
接下来的几日，李逸闭门不出，反复琢磨改革方案。他想起在天竺考察时，当地有 “按收入征税” 的做法；也想起苏瑶女红坊的账本管理，清晰记录营业额，便于核算。结合大唐的实际情况，他渐渐有了思路：推行 “按资产征税”，根据商户、农户的实际资产与收入，制定不同的税率，兼顾公平与民生。
为了让方案更可行，李逸还特意找来老张商议。老张跟随李逸多年，熟悉商业与民生，听完李逸的想法，他有些担忧：“郎君，按资产征税是好，可世家肯定反对 —— 他们的产业多，按资产征税，得缴不少钱，肯定会找借口阻挠。而且如何核算资产，如何防止虚报，也是个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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