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县城的元宵节刚过，胡同里还留着零星的炮仗碎屑，风里裹着初春的温软，吹得沈家那扇掉漆的木门轻轻晃荡。土坯房内暖意融融，炕梢铺着新絮的棉被，棉絮蓬松得像刚晒过太阳的云朵，是上个月用布票差价换的新棉花缝的，裹在身上连梦都是暖的。沈浩裹在绣着小老虎的襁褓里，靠在母亲李秀莲膝头，小脑袋随着电视里《霍元甲》的旋律轻轻晃着 —— 那台 14 寸黑白电视是家里的 “稀罕物”，上个月托远房表哥用 100 斤全国粮票从黑市换来的，现在每天晚饭后，街坊邻居都爱凑到门口听个响，王婶总扒着门框念叨 “沈家这日子，真是越过越红火”。
门 “吱呀” 一声被推开，沈建国的身影出现在门口。他身上没了之前农机厂车间的机油味，换成了仓库特有的麦麸香 —— 半个月前，他终于从风险高的车床车间调到了仓库，负责登记粮食和农具的出入库。虽然不用再跟高速旋转的齿轮打交道，但新活儿也不轻松，每天要对着账本核对数量，下班时胳膊都酸得抬不起来。他脱下藏青色的工装外套，搭在门后的挂钩上，外套口袋鼓鼓囊囊的，他拍了拍口袋，笑着走向炕桌：“今儿发工资，还把去年的账拢了拢，咱娘俩一块儿听听，这一年到底攒了多少。”
李秀莲赶紧放下手里的针线筐 —— 她正给沈浩缝春天穿的小单衣，布料是用剩下的布票换的浅蓝色棉布，针脚细密得像撒了把芝麻。她把沈浩往怀里紧了紧，腾出半边炕沿让沈建国坐下：“快说说，我心里一直没底呢。前阵子换电视花了那么多粮票，我还担心今年存不下钱，连给你扯新工装的布票都没敢留。”
沈建国坐在炕沿上，从口袋里掏出个牛皮纸信封，又摸出个磨了边的笔记本 —— 那是他从仓库捡的废账本，背面用来记家里的收支。他把信封里的钱倒在炕桌上，一沓用皮筋捆着的角票和硬币散开来，最大的面额是三张皱巴巴的十元 “大团结”，纸币边缘还沾着点仓库的麦糠。“你看，” 他指着笔记本上的铅笔字，一笔一划念得认真，“去年正月到现在，咱换粮票赚了三百二十块 —— 春天换的地方粮票，秋天换的全国粮票，黑市差价最高的时候到了两毛五一斤；换布票赚了二百八十块，年底给老王家换的那块的确良，一下子就赚了五块；我这边呢，工资加仓库的保管津贴、出勤津贴，一个月下来四十多块，一年攒了二百一十块。”
他顿了顿，手指在笔记本上算着减法：“除去换电视花的粮票折算三百块，添新棉被花了十五块，平时买油盐酱醋、给小浩买鱼肝油花了四十五块，最后剩下……” 他抬起头，眼睛亮得像院里刚抽芽的树枝，“整整八百块！”
“八百块？” 李秀莲手里的针 “啪嗒” 掉在炕上，她赶紧捡起来，指尖都有点发颤。她凑到炕桌前，把钱一张张理开，角票按面额排好，硬币放在手心掂了掂，嘴里小声念叨：“一毛的有八十张，就是八块；五毛的二十四张，十二块；一块的三十张，三十块…… 加上这三张十块的，可不是八十多块？再加上账本里记的七百二十块，真是八百块！” 她抬起头看着沈建国，眼眶有点发红，“这要是在前几年，咱连五十块都凑不齐，你还记得不？小浩刚出生那会儿，咱连买红糖的钱都得跟邻居借，现在居然能有这么多存款，真是不敢想。”
沈浩靠在母亲怀里，小耳朵竖得笔直。他记得前世的 1985 年，父亲还在车床车间没调走，每个月工资只有三十六块，母亲每天都在为粮票发愁，家里顿顿都是玉米糊糊，连白面馒头都得过年才能吃上。而现在，父亲调去了安全的仓库，工资加津贴涨到四十多块，家里不仅有了电视和新棉被，还攒下了八百块，这样的变化，是他用 “婴儿的方式” 一点点拼出来的 —— 指着粮票哭，提醒母亲换黑市；指着布票闹，让家里多赚差价；父亲胳膊蹭破时哭着拽他的工服，才让父亲有了调岗的念头。
沈建国拿起桌上的搪瓷杯，倒了小半杯二锅头，抿了一口，辛辣的酒液滑过喉咙，却让他浑身都松快了。他伸手摸了摸沈浩的头，粗糙的手掌轻轻拂过沈浩柔软的头发：“这还得多亏了小浩。要不是这孩子总指着粮票、布票哭，我也不会让你去黑市换；要不是他上次拽着我的工服不让走，我也不会想着调去仓库。咱儿子就是咱家的福星，有他在，咱的日子肯定能越来越好。”
李秀莲也跟着点头，她从灶台上端来个搪瓷碗，里面盛着剩下的半块芝麻汤圆 —— 早上煮了六个，沈浩吃了两个，她和沈建国各吃了一个，剩下的特意留到晚上。她用勺子舀了一小块汤圆，吹凉了递到沈浩嘴边：“来，小浩，吃口甜的。这都是你的功劳，要是没有你，妈也不敢去黑市换粮票，怕被抓，也怕赔本。现在好了，咱不仅赚了钱，你爸也调去了安全的地方，真是太谢谢咱儿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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