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县城的元宵节刚过,胡同里还留着零星的炮仗碎屑,风里裹着初春的温软,吹得沈家那扇掉漆的木门轻轻晃荡。土坯房内暖意融融,炕梢铺着新絮的棉被,棉絮蓬松得像刚晒过太阳的云朵,是上个月用布票差价换的新棉花缝的,裹在身上连梦都是暖的。沈浩裹在绣着小老虎的襁褓里,靠在母亲李秀莲膝头,小脑袋随着电视里《霍元甲》的旋律轻轻晃着 —— 那台 14 寸黑白电视是家里的 “稀罕物”,上个月托远房表哥用 100 斤全国粮票从黑市换来的,现在每天晚饭后,街坊邻居都爱凑到门口听个响,王婶总扒着门框念叨 “沈家这日子,真是越过越红火”。
门 “吱呀” 一声被推开,沈建国的身影出现在门口。他身上没了之前农机厂车间的机油味,换成了仓库特有的麦麸香 —— 半个月前,他终于从风险高的车床车间调到了仓库,负责登记粮食和农具的出入库。虽然不用再跟高速旋转的齿轮打交道,但新活儿也不轻松,每天要对着账本核对数量,下班时胳膊都酸得抬不起来。他脱下藏青色的工装外套,搭在门后的挂钩上,外套口袋鼓鼓囊囊的,他拍了拍口袋,笑着走向炕桌:“今儿发工资,还把去年的账拢了拢,咱娘俩一块儿听听,这一年到底攒了多少。”
李秀莲赶紧放下手里的针线筐 —— 她正给沈浩缝春天穿的小单衣,布料是用剩下的布票换的浅蓝色棉布,针脚细密得像撒了把芝麻。她把沈浩往怀里紧了紧,腾出半边炕沿让沈建国坐下:“快说说,我心里一直没底呢。前阵子换电视花了那么多粮票,我还担心今年存不下钱,连给你扯新工装的布票都没敢留。”
沈建国坐在炕沿上,从口袋里掏出个牛皮纸信封,又摸出个磨了边的笔记本 —— 那是他从仓库捡的废账本,背面用来记家里的收支。他把信封里的钱倒在炕桌上,一沓用皮筋捆着的角票和硬币散开来,最大的面额是三张皱巴巴的十元 “大团结”,纸币边缘还沾着点仓库的麦糠。“你看,” 他指着笔记本上的铅笔字,一笔一划念得认真,“去年正月到现在,咱换粮票赚了三百二十块 —— 春天换的地方粮票,秋天换的全国粮票,黑市差价最高的时候到了两毛五一斤;换布票赚了二百八十块,年底给老王家换的那块的确良,一下子就赚了五块;我这边呢,工资加仓库的保管津贴、出勤津贴,一个月下来四十多块,一年攒了二百一十块。”
他顿了顿,手指在笔记本上算着减法:“除去换电视花的粮票折算三百块,添新棉被花了十五块,平时买油盐酱醋、给小浩买鱼肝油花了四十五块,最后剩下……” 他抬起头,眼睛亮得像院里刚抽芽的树枝,“整整八百块!”
“八百块?” 李秀莲手里的针 “啪嗒” 掉在炕上,她赶紧捡起来,指尖都有点发颤。她凑到炕桌前,把钱一张张理开,角票按面额排好,硬币放在手心掂了掂,嘴里小声念叨:“一毛的有八十张,就是八块;五毛的二十四张,十二块;一块的三十张,三十块…… 加上这三张十块的,可不是八十多块?再加上账本里记的七百二十块,真是八百块!” 她抬起头看着沈建国,眼眶有点发红,“这要是在前几年,咱连五十块都凑不齐,你还记得不?小浩刚出生那会儿,咱连买红糖的钱都得跟邻居借,现在居然能有这么多存款,真是不敢想。”
沈浩靠在母亲怀里,小耳朵竖得笔直。他记得前世的 1985 年,父亲还在车床车间没调走,每个月工资只有三十六块,母亲每天都在为粮票发愁,家里顿顿都是玉米糊糊,连白面馒头都得过年才能吃上。而现在,父亲调去了安全的仓库,工资加津贴涨到四十多块,家里不仅有了电视和新棉被,还攒下了八百块,这样的变化,是他用 “婴儿的方式” 一点点拼出来的 —— 指着粮票哭,提醒母亲换黑市;指着布票闹,让家里多赚差价;父亲胳膊蹭破时哭着拽他的工服,才让父亲有了调岗的念头。
沈建国拿起桌上的搪瓷杯,倒了小半杯二锅头,抿了一口,辛辣的酒液滑过喉咙,却让他浑身都松快了。他伸手摸了摸沈浩的头,粗糙的手掌轻轻拂过沈浩柔软的头发:“这还得多亏了小浩。要不是这孩子总指着粮票、布票哭,我也不会让你去黑市换;要不是他上次拽着我的工服不让走,我也不会想着调去仓库。咱儿子就是咱家的福星,有他在,咱的日子肯定能越来越好。”
李秀莲也跟着点头,她从灶台上端来个搪瓷碗,里面盛着剩下的半块芝麻汤圆 —— 早上煮了六个,沈浩吃了两个,她和沈建国各吃了一个,剩下的特意留到晚上。她用勺子舀了一小块汤圆,吹凉了递到沈浩嘴边:“来,小浩,吃口甜的。这都是你的功劳,要是没有你,妈也不敢去黑市换粮票,怕被抓,也怕赔本。现在好了,咱不仅赚了钱,你爸也调去了安全的地方,真是太谢谢咱儿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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