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7年的春天，似乎比往年都更步履蹒跚。格丁根的积雪迟迟不肯完全消融，只在正午的阳光下融化少许，入夜后又冻结成冰，让道路变得泥泞而危险。这种湿冷顽固地渗透进莫斯特教授家老宅的每一块砖石，也让艾莎的康复之路显得格外漫长而反复。自前年那场大病后，她的健康状况始终未能真正稳固，如同在薄冰上行走，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可能让她再次倒下。她的活动范围大多局限于卧室和阁楼书房，脸色是一种常年不见阳光的、瓷器般的苍白，只有当她沉浸于数学时，眼底才会焕发出那种标志性的、与虚弱身体极不相称的锐利光芒。
然而，此刻，无论是窗外的春寒料峭，还是体内盘踞不去的虚弱感，都无法与艾莎心中那片正在凝聚的、更深的寒意相比。她坐在阁楼窗前，身上裹着厚厚的毯子，膝上放着一封刚刚被莫斯特教授带来的、来自柏林的信件。信纸是上好的亚麻纸，字迹工整而有力，透着一种学院式的严谨，甚至可说是刻板。
这封信，是莫斯特教授那位“思想开明”的柏林数学家朋友，对艾莎关于斐波那契数列中存在无穷多个素数证明手稿的回复。几个月前，在艾莎的坚持下，莫斯特教授怀着复杂的心情，将那份精心整理、着写清楚的手稿寄了出去。他选择了这位以思想新颖、不拘泥于传统着称的同行，满心希望至少能得到一些建设性的、哪怕只是出于好奇的反馈。
艾莎纤细的、几乎透明的手指，轻轻抚过信纸上那些冰冷的字句。她没有立刻阅读第二遍，信的内容已经像用酸液蚀刻一般，深深印在了她的脑海里。窗外灰白的光线落在她脸上，映不出丝毫血色，只有一种近乎石化的平静。但若有人能直视她低垂的眼眸深处，便会发现那平静之下，正翻滚着震惊、不解，以及一种初次意识到自身与整个世界为敌时所感到的、尖锐而孤独的刺痛。
信的开头，是程式化的客套，称赞手稿“思路新颖”、“显示出非凡的想象力”。但紧接着，笔锋便急转直下。
“……然而，尊敬的莫斯特教授，并请代向您那位才华横溢的‘被监护人’转达我的敬意与极大的困惑，”信中的措辞礼貌，却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疏远感，“我必须坦率地指出，这篇手稿的核心方法，即所谓将离散的斐波那契数列‘解析延拓’至整个复平面，并据此推导数论结论，其本身的合法性便值得商榷。”
艾莎的指尖在“合法性”这个词上停顿了一下，仿佛能感觉到那墨水透出的冰凉。
“数学的严谨性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一个数列，本质上是离散的对象，其定义域明确无误地是正整数集。将其强行‘延拓’至连续复平面，这种操作是否具备数学上的意义？抑或仅仅是一种形式上巧妙的、但本质上任意的‘游戏’？我们如何定义这个新构造的复变函数在非整数点上的值？其唯一性、解析性如何保证？它与我们熟知的、从自然问题中产生的解析函数（如黎曼ζ函数）是否有本质区别？”
信中的质疑如同连珠炮般袭来。“离散延拓合法吗？”——这个问题被反复以不同的方式提出，像一柄重锤，敲打着艾莎工作的基石。对方并非完全否定她的技巧，甚至承认其中的“巧妙”，但始终围绕着一点：这种方法论上的跳跃，是否被允许？它是否逾越了数学“合法性”的边界？
“当然啦，”信中的语气带着一种柏林人特有的、略带嘲讽的直率，“数学上也站不住脚。这种构造更像是一种类比或外推，缺乏内在的必然性。它应该被严格化，需要建立在更稳固的公理体系或至少是已被普遍接受的数学框架之下，才能被视为有效的论证。目前的形式，更像是一个有趣的‘猜想’或‘哲学思辨’，而非一个严格的证明。”
读到此处，艾莎感到胸口一阵发闷，一种近乎生理性的不适。她不是没有预料到新思想会遭遇阻力，但她没想到阻力会以这种方式出现——不是针对证明细节的挑错，而是从根本上质疑她探索路径的“合法性”。这就像指责一个发现新大陆的航海家，说他使用的航海术不符合旧有的教科书规范。
然而，更让她心寒的，是信件后半段那些看似不经意、实则更为致命的言外之意。
“……此外，请原谅我的冒昧，但手稿作者的背景也令人颇感……意外。一位长期抱病、几乎未曾接受正式学院教育的年轻女士，竟能独立完成如此……标新立异的工作，这本身便难免引人疑虑。格丁根固然是人杰地灵之地，黎曼教授的英名亦如雷贯耳，但科学需要的是可重复、可验证的坚实步伐，而非……呃，并非基于某种可能过于独特的个人直觉的飞跃。或许，在将此类成果公之于众前，进行更审慎的、小范围内的同行评议，是更为稳妥的做法……”
话语在此变得委婉而闪烁，但其中的意味再清楚不过：怀疑。怀疑她的能力，怀疑她的独立性，甚至因为她的性别、她的健康状况、她的非传统教育背景，而怀疑这份工作的真实性或可靠性。“黎曼的女儿”这个身份，在此刻非但没有带来光环，反而成了“过于独特的个人直觉”的佐证，一种需要被警惕的、“非科学”的遗传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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