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山东回来后不久，一个春日的早晨，顾长风在饭桌上放下筷子，看着正在剥鸡蛋的柳映雪：“咱们出去走走？”
柳映雪抬起头，鸡蛋壳在手里停了停：“去哪？”
“随便。”顾长风拿过暖瓶，给两人的茶杯续上水，“你不是一直说想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吗？趁现在腿脚还利索，我还能陪你走。”
柳映雪把剥好的鸡蛋放进顾长风碗里，又拿起一个：“孩子们该说了，这么大年纪还往外跑。”
“让他们说去。”顾长风笑了，眼角皱纹堆起来，“我打报告，你批条子，咱家老规矩。”
这倒提醒了柳映雪。当年在北疆，每次顾长风要出任务，总要跟她说一声。后来成了习惯，家里大事小事，两人总要商量着来。
“真想出去？”她确认道。
顾长风点头：“真想。这些年，光在家属院、干休所打转了。外头变成什么样，都不知道。”
柳映雪低头想了想，鸡蛋壳剥得仔细，一片一片的：“那得计划计划。不能走太远，也不能太累。”
“听你的。”顾长风端起茶杯，“你说去哪就去哪。”
计划用了小半个月。柳映雪从图书馆借来地图册，顾长风找老战友打听路线。最后定下：先去泰山，然后南下苏杭，再去张家界，最后从西安绕回来。
“这一圈可不小。”念念周末回来，看着父母列的行程单直皱眉，“妈，您身体吃得消吗？”
“慢慢走，不赶路。”柳映雪在单子上补充要带的药品，“你爸说了，走不动就歇，歇够了再走。”
老六最支持，直接送了个相机来：“爸，妈，多拍点照片！现在时兴旅游照相！”
五月初，行李收拾妥当：两个旅行包，几件换洗衣服，常用药，一把折叠伞，还有念念硬塞进来的保温杯。临走前夜，柳映雪忽然从抽屉里拿出个小木盒，打开，里面是一对褪色的红布条。
“这是什么？”顾长风问。
“当年在泰山求的平安符。”柳映雪拿起一根，红布已经发白，上面的字迹模糊不清，“四九年去支前，路过泰山脚下，没机会上山。就在山脚小庙里求了两个，一个给你，一个我自己留着。”
顾长风接过来，仔细看：“我怎么不知道？”
“那会儿你在前线，托人捎去的。”柳映雪把布条放回盒子，“这次带上，去还个愿。”
第一站泰山。火车到泰安时是下午，找了家招待所住下。前台服务员看他们年纪大，特意安排了二楼朝南的房间：“安静，晒得着太阳。”
第二天一早，两人来到山脚下。九十年代的泰山已经开始开发旅游，山门口有了售票处，路边小贩摆着登山杖、遮阳帽。
“坐缆车吧。”顾长风看着蜿蜒而上的台阶，“听说现在有缆车了。”
柳映雪抬头望了望，山雾蒙蒙，石阶隐入云端：“不坐。来了泰山，得自己爬上去。”
“那你慢点，不行就说。”顾长风去买了两根登山杖。
起初的路还算平缓。两人顺着石阶一步步往上走，身边不时有年轻游客超过，也有旅行团举着小旗子呼啦啦经过。柳映雪走得慢，但稳，每一步都踩实了才迈下一步。
“累不累？”走了约莫一小时，顾长风问。
“还行。”柳映雪额头上已有细汗，她用毛巾擦了擦，“比当年在北疆开荒轻松。”
过了中天门，台阶陡起来。柳映雪拄着登山杖，一步一喘。顾长风走在她侧后方，手虚扶着她胳膊。
“歇会儿。”他在路边找了块平整的石头，用纸巾擦了擦，“坐坐。”
两人坐下，喝水。山风拂过，带着松柏的清气。往下看，来路已经隐在绿树丛中；往上看，南天门还在很高很远的地方。
“当年要是能一起爬上来就好了。”柳映雪忽然说。
顾长风拧上保温杯盖子：“现在也不晚。”
歇够了，继续往上。越往上走，人越少——很多游客坐缆车去了。石阶被岁月磨得光滑，有些地方还有深深的凹痕。柳映雪走得很专心，盯着脚下的路，偶尔抬眼看看前方。
“十八盘了。”顾长风提醒。
最陡的一段。柳映雪深吸口气，把登山杖握紧些：“走。”
一步一步，像在丈量什么。喘气声越来越重，腿也开始发酸。但她没停，一直往上，往上。顾长风始终在她身后半步，不说话，只是跟着。
终于踏上南天门的平台时，柳映雪扶着栏杆，大口喘气。汗水浸湿了鬓角，腿微微发抖。但眼睛很亮，看着远处层叠的群山，看着脚下翻涌的云海。
“上来了。”她说，声音带着喘息，也带着笑意。
“嗯，上来了。”顾长风递过水。
在玉皇顶，柳映雪找到那棵挂满红布条的古树。她从包里取出木盒，拿出那对褪色的平安符。红布太旧了，几乎一碰就要碎。
“还挂吗？”顾长风问。
柳映雪想了想，摇头：“不挂了。”她走到悬崖边，松开手。红布条在风里打了个旋，飘进云海，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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