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武是姜镶的旧部，他是汾州人，原本是大同明军中的一名守备。刘迁背叛姜镶，举大同降清的时候，张国武还是随波逐流投降了清军；但是多尔衮颁布剃发令以后，他便不甘受辱，趁夜杀死了督军的满洲兵十余人后，率部南投太原，回到了老上司姜镶的部下。
张国武和王辅臣一样，都是太原守军里一流的骑将。这两人都身手矫捷，英武非常，只是王辅臣性情难测，张国武的为人则质朴得多。
他到太原以后，跟李来亨派来驰援太原的殿中军将领袁时泰打成一片，关系甚好。两人还时不时地交流武艺，袁时泰还教会了张国武不少殿中军军队最新使用的军事技战法。
“如此战法，真是太白阴经、韩白秘术所无。难怪河南绅民都说晋王是天生神将，我今天才算明白。”
殿中军已经完全发展成熟的墙式冲锋战术，这种使用多个密集阵进行协调冲锋的战术，能够充分发挥纪律性的优势，抹平大顺军骑兵在马术和满蒙骁骑的差距。
特别是当墙式冲锋将战斗拉入近战以后，敌人逃无可逃，不能发挥满洲和蒙古兵且驰且射的骑射优势，而只能在血肉交换中顺军彻底压倒。
张国武和袁时泰学习一番以后，慢慢才回过味来，逐渐理解到了墙式冲锋战术的威力。
这种战法不能说是最优秀的骑兵冲击战术，但是却非常适合于人力资源充沛、补充源源不断的大顺军。
更何况，强调纪律性，而不是强调将士个人的英勇和武艺，这也是闯营和曹、献、革左的区别，是自老万岁李自成、光中天子李过，到现在监国晋王李来亨，这“三圣”所共同强调的顺军原则之一。
袁时泰是袁时中的族弟，当年袁时中叛离顺军的时候，袁时泰就反对小袁营的叛变。小袁营被李来亨击败、重新收编以后，袁时泰在白沟河大战时屡立殊功，得以跻身殿中军中，作为没有派系和闯营根脚出身的将领，他现在也称得上是晋王嫡系。
袁时泰、张国武二人带着一队约三百多人的骑兵部队，正活动在太原的东南侧方向。这段时间来清军不断派轻骑袭扰太原至冷泉口的粮道，所以陈永福、姜镶二帅，也是时不时派出精锐游骑出城进行反扫荡作战。
袁时泰身为大将，也是因为和张国武私交较好，所以今日才亲自出马。
山西中部太行山的余脉下，丘陵、小山绵延不断，山谷遍地，处处险峻。袁时泰纵马山冈，放眼东望，偶然间看到清军的旗帜在向东移动。
他心生疑虑：“自从郑酋济尔哈朗抵达太原城下后，东虏便一改过去长期围困的战术，开始猛烈攻城。清军攻城兵力尚且不足，那些向东移动的旗帜是怎么回事？”
张国武牵马上山，他同样困惑：“东虏连日来攻城不休，郑酋好像连命都不要似的，非要在短期内和太原守军决一死战。这种情况，怎么突然有余力派兵往东。”
袁时泰脸上挂着一层阴云，他联想到自己从开封出发时，晋王的一些寄语，心中渐渐产生不祥的预兆。
“我们去看看。”袁时泰说，“为太原守军侦查外围军情，本来就是我们的任务。”
张国武慨然道：“好，随袁将军杀虏。”
张国武是明朝正规边军的将门世家出身，袁时泰则是河南本土流寇出身，但是经过许多战争的锤炼，在大顺军中，像这样出身南辕北辙的人，已经有不少成为了同袍战友和知己至交。
自从崇祯十五年、十六年以来，大顺军好像旋风一般席卷秦、豫、齐三省大地，不知道多少明朝的将领和士卒，或者被俘虏，或者被迫投降，也或者是主动归诚。
他们初始的底色，的确难以逃过首鼠两端的投机指责。
但经过一年多，甚至两年的时间考验以后。真正的投机者多数已经叛离或者被大顺军重新采用武力镇压了，剩下的人，都因为不同的原因，终于选择了真正站在大顺军的阵营，为这个新王朝而战。
时间，时间，对大顺来说，最重要的始终是时间。
只要时间继续向下推移，地方绅民、前朝降将，都会慢慢加强对于新王朝的信任感和归属感。大顺的力量一定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增长。
而这，就是大顺相对于清军最大的优势之一。
那么也就无怪乎，多尔衮如此急切地寻求一场决战了。
袁时泰、张国武皆纵骑如飞，这队骑兵部队迅速地从山冈上冲了下来，飞快朝着清军旗帜的方向冲过去。山西中部谷地，地形复杂，群山缭绕，不利于大军活动，但正好适合小股游骑的穿插渗透。
袁时泰、张国武二人麾下这支骑兵部队，大约一半是明朝宣大边军的余部，一半是楚闯骑兵。
前者马术精湛，作战经验丰富，加入大顺军战斗这么久以后，由于充沛的后勤供应和饷粮支撑，士气也不再像过去在明朝时那样低落。
后者的楚闯骑士，都是李来亨一手调教出来的精锐之士。他们的作战经验虽然尚不及明、清两军那些拥有十年以上沙场经验的老骑兵，但是士气高昂、轻锐勇敢，都有一种以未来“天子亲军”自居的骄傲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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