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案本质上是东南搢绅阶层反抗大顺“护佃新法”的暴动，但顺军没有进行直接的武力镇压，而是通过暗中支持地方贫农的打砸，就瓦解了东南搢绅群体的反抗。
此案以后，江南佃农多以有大顺军撑腰为底气，民风变得异常骁悍，动不动就抗租，和搢绅地主对抗，造成各种各样的群体性事件。
由于朝廷在这种事件中，多偏袒佃农贫民，搢绅阶层的合法利益受到严重损失，以至于钱谦益发出了“朝廷有意与世家有力者为难，以威劫士大夫也”的哀叹。
也因此，东南士绅多以佃农剽悍难制为理由，大量拖欠赋税。他们无法从佃农的手上收到足够地租，干脆就不向朝廷纳税，试图以此胁迫朝廷，使朝廷在地方司法中转为公正。
但是大顺朝廷财政相当宽裕，根据户政府的统计，由于营庄制推广时期获得的巨额土地收入，还有对清军作战两次缴获的共计一亿多两白银，足可以让大顺朝在应对东北、西南战事的同时，不受东南搢绅地主抗税的胁迫。
这样的情况之下，东南士大夫们上受制于朝廷、下受困于刁民，活生生体会到了一下收不到地租是什么样的痛苦感受了。
毕竟那些佃农刁民有朝廷撑腰以后，很多人干脆连四成以下的合法地租都抗租了！
也是受此影响，田产的预期收入降低到了让人大跌眼镜的地步。
毕竟有钱有势的大户人家，添置土地，几乎不会有人是亲自去耕种的，而是全部把土地转租给佃农，通过向佃农征收地租获利。
现在征收地租如此困难，而搢绅又不可能自己下地去耕种大量土地，就算真有所谓诗书耕读传家之人，那即便是多达几十口、上百口人的大家族，又能亲自耕种多少土地？
像过去那种跨州连郡的土地兼并情况，是绝不可能出现了——因为这太不划算啦！
土地的可预期收入大幅度下降，自然造成市场上的土地价格大幅度下降。
甚至就连江宁、安徽、江西、苏松一带的优良水田，现在价格相比崇祯十六年时，也已经下跌了四成以上。
而且便宜到这等地步，多数土地还没发交易出手出去，因为根本没多少人愿意去接盘。
到这时候，当初在营庄制改革中被迫出让土地，手上只拿到一堆工场股本的绅商们，突然就感到自己的眼光高明了，原来土地现在是这样的不值钱呀，而自己手里的股本们，价格却在飞涨起来。
大顺在楚闯时期，还有永昌元年、光中元年、天法元年，数年时间内，已经通过营庄制改革聚敛了数量惊人的土地。
现在李来亨推行清田驰禁的改革，事实上是以均田制的方式，将营庄制改革时聚敛的大批搢绅土地，又重新分配给了无地和少地的农民。
这种做法使得大量土地在短期内冲进土地交易市场中，同样降低了土地交易价格，而且也使得本来就无多少积蓄的少地农民，完全放弃了在低地价的情况下接盘的可能性。
如此，全国地价倾泻式的下跌便再也无法阻止了。
在地价大规模下跌的同时，则是工商业迎来了快速的发展和繁荣。
那些早期就投靠大顺的绅商，占尽了先发优势。他们现在越来越感谢当年主持营田制改革的白旺白总裁了，耿应衢因此还组织了一批商人，在湖北八府的所有县城都为白旺修建了财神庙进行祭祀，将其捧为了商人的保护神。
落后一步的江南搢绅，在投资田产无利的情况下，只能坐视自己以土地计算的资产价格疯狂下跌。
想要挽回资产价格疯狂下跌的颓势，就必须改善资产几乎全由土地构成的这种不良结构。
如此大量的钱财也就流向了受到朝廷鼎力支持的各式工坊当中。
而且！
东南搢绅们，很快就发现了一件事情：
当他们在地租问题上同佃农发生矛盾的时候，官府几乎是清一色的偏袒佃农、打压地租，即使是有东南籍贯出身的“好官”保护士绅，也很快会遭到上级问罪，从此仕途无光；
可是当他们在工坊经营和劳资问题上，同雇工发生的矛盾的时候，官府却是清一色地站在绅商这一边，对雇工百般进行打压。
这样明显的对比，再搞不清楚应该把钱拿去买地，还是把钱拿去办置商铺，那就太蠢了。
工商业的繁荣，可以为大量失去投资渠道的钱财找到出处。但短时间内，土地价格暴跌，工商业却异常繁荣，很可能造成百货腾贵的情况。
毕竟短时间内，市场规模难以产生重大变化。所以李来亨也觉得很有必要将开拓市场提上日程，海外贸易一年约两千万两白银的贸易额，可不能再继续任由郑森把持下去了。
海外贸易一年两千万，那是在全无政策支持的情况下，自然而然形成的惊人规模。
如果有朝廷的鼎力支持，有内地各省的协调并进，李来亨甚至认为将海外贸易额一年的出口量，提高到三千万两的规模都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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