敕书的好处当然是很多的。
俗话说“人凭文书官凭印”，从洪武十五年起，明廷就开始着意招抚元代治下的女真部族，赐给酋长们一些没有职权、不拿俸禄的虚衔，借此来维系辽东边境的宗藩体制。
敕书本是明廷为落实自己的羁縻政策而颁发给境外部族首领的“委任”文书，严格来说，努尔哈齐建州左卫都指挥的职位也是经过明廷正式敕封而获得的。
明朝获得对辽东的主权，是朱元璋在位时的事情，元王朝败退漠北后，朱元璋乘胜追击，一举击破了盘踞于辽东的蒙古纳哈出部，并降服了先前臣服于元王朝的朝鲜。
在洪武二十八年与洪武三十一年，朱元璋曾两次大规模移民辽东，在当地屯垦驻守，与此同时，朱元璋还大封藩王，将他的三个儿子，韩王、辽王和沈王分别封在了开原、沈阳和广宁。
如果这个政策可以延续下去，那么辽东女真的地位几乎就等同于藩邦朝鲜，朱元璋在洪武十五年向女真各部颁下的敕书或许至今仍是一纸简易委任状。
不料，在朱元璋过世之后，事情逐渐起了变化。
明成祖朱棣凭借靖难之役夺权成功后，生怕其他藩王有样学样，开始大规模地将朱元璋从前分封到边境的藩王逐步内迁。
于是韩王、辽王和沈王便在永乐年间连同家眷一起被迁入了内地，使得辽东大地一下子成了真空地带。
当然，此后的明王朝也不断地向辽东派驻军队、屯垦戍边，但是比起册封藩王式的大规模迁移，实在不能同日而语。
且明廷在边防首先的针对对象，是北方的蒙古部落，辽东虽然也驻扎重兵，但主要对手同样是蒙古人。
对于当地的原住民女真人，在万历朝之前的大部分时间里，都缺少足够的重视。
明朝在辽东边防的吃紧，是嘉靖年间的事情，当时东迁的蒙古黄金家族土蛮部，以及作为朵颜三卫存在的朵颜部，都把辽东当作侵扰对象。
而经过李成梁与戚继光的多番征战，直到张居正改革的末期，无论是土蛮还是朵颜三卫，都已大为衰弱，不再是明王朝在辽东的主要威胁。
之前不显山不露水的女真部落，就这样逐渐成为了辽东舞台上的主角。
明廷起初沿袭了元代对东北的部分管辖方式，在女真地区广设卫所，以“来朝及互市”的形式与女真人进行贸易。
所谓“来朝”即是朝贡，指边境内外的部族首领携带本地区的特产进京，与明朝政府进行物质交换的行为。
根据朝贡制度的相关要求，女真部族要按时、按量经由指定的路线将地方特产送入京师，明朝政府则派专人依据敕书上的品级对朝贡人员进行接待。
虽然对进贡来的方物并不照价付钱，但“赏赐”和车马劳顿所需的交通补助费往往远超出货物价值本身，并且每名朝贡者还可以依例得到二十两左右的“回赐”赏银。
此外，女真人乐于入京的原因还在于无论是在京停留期间，还是往来京师的途中，均可与地方进行各种合法的贸易活动，因此他们在“贡品”外往往还要夹带许多货物，以赚取更多的利润。
“互市”则指的是“马市”，与朝贡的浓郁政治色彩不同，马市更像是一个平民化的交易场所。
随着明朝与女真部落市场的扩大和双边社会需求的增加，贸易对象便不再局限于马匹和布匹。
女真人往往将毛皮、珍珠、人参、蘑菇、松子、蜂蜜等价值较高的天然产品拿到马市上售卖，同时换取汉人手里的耕牛、盐、铁具、绢布、纸张等日常所需的农业工具和手工业制品。
为适应日益繁荣的市场贸易，马市由最初的开原一处增加到五处，贸易的频次也由一月一次改为一日一次。
围绕着开原、抚顺、宽奠这条明代边境线，由女真人、汉人、朝鲜人和蒙古人共同参与的初级市场日渐形成。
由于朝贡与互市为女真部落带来了巨大的贸易利润，明廷为了控制女真各部的经济命脉，开始逐渐以敕书作为女真人参与贸易的准入资格证。
女真人入关朝贡或是进入马市时，都要将敕书及进贡物品或贸易产品交由相关的官员进行査验，无印信公文者不得入境，且每份敕书一次只允许一人一马由指定的“贡道”入关。
因此女真酋长手中敕书的数量，直接决定着贸易规模和部落获利的多寡。
由于敕书具有的这种特殊功能，所以到了万历时期，明王朝就借助敕书来实现分化瓦解女真部族、安定辽东边防境况的目的。
截至万历十五年，明王朝总共颁发给女真各部一千四百九十九道敕书。
这一千四百九十九道敕书的分配当然是不公正的。
譬如明廷之前一直有意扶持的海西女真，就曾有幸获得明朝颁给的敕书九百九十九道，其中居开原南关的哈达部获得六百九十九道，居北关的叶赫部获得三百道。
万历十二年，李成梁在设计杀死了称雄海西未遂的清佳砮、杨吉砮兄弟之后，为了平复开原南北关的旧有势力格局，不得不出面重新分配敕书，将其中的五百道分配给了哈达部，四百九十九道分配给了叶赫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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