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明这件事能办得如此之快，其实有三个原因。
一是因为张鲸是万历皇帝亲自提拔的东厂提督，又一向敢想敢干，为了不辜负皇帝对他的信任，朱翊钧吩咐下去的一切事务他都会尽力去圆满完成。
二则是因为，万历十五年的锦衣卫和东厂的关系还算融洽。
与天启年间魏忠贤因“移宫案”而排斥骆思恭不同，万历十五年的锦衣卫指挥使刘守有在后世史料中一直被认为是张鲸党羽的一员，甚至因此而屡遭言官弹劾。
锦衣卫和东厂相互勾结，这当然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但实际上刘守有对张鲸的顺从也是“倒张”运动的附加成果之一。
刘守有原是张居正改革的支持者，张居正在位时他自然是顺风顺水，到了张居正死后，刘守有失去了最大的靠山，也跟着被弹劾。
因此刘守有在任锦衣卫指挥使的后期，几乎一直被张鲸压制，使得锦衣卫事事只能顺着东厂行事。
由于东厂历来被后世所诟病，所以刘守有的名声并不太好。
但朱翊钧目前对此并无不满。
因为他心里很清楚，刘守有对张鲸的迁就是一种自保行为，属于生物本能，与后来天启年间田尔耕依附魏忠贤，使得锦衣卫彻底沦为东厂爪牙完全是两码事。
更何况历史上的刘守有在当上锦衣卫指挥使后并没有甚么出格举动。
唯一一桩历史悬案，就是王世贞曾在文章中影射刘守有在查抄冯保家产的时候，私吞了冯保所收藏的《清明上河图》，但这个说法并没有相关史料佐证，最终也没有得到证实。
至于第三个原因，就是万历十五年的山西介休范氏还远远未达到范永斗时期的豪商水准。
晋商在边疆经商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明初“开中法”政策的实施，山西商人们利用运输便利、靠近边防的优势，通过贩盐贩粮，不断逐步垄断了北方的军需贸易，而辽东马市不过是大明绵长边境线中的一环。
何况自隆庆开关以来，当时任宣大总督的山西蒲州人王崇古广招四方商贩参与贸易，为山西商人提供了更为优惠的条件。
去张家口贩运烟、茶、缎布、杂货的内地商民中有一大半是山西人，在辽东进行商屯、开设商铺的商人之中，也有一多半是山西人，后来的“八大皇商”在万历十五年的众多辽东晋商之中根本不算起眼。
且山西介休县地处南北通行孔道，因此历来是出外经商者多，因经营对边疆贸易致富者多，范氏不过是顺应当地民风的其中一家。
这样的人家在万历朝前期的汾州府可以说是一抓一大把，率先去塞上经商的范明完全是隆庆时期的政策产物，在汾州府甚至都排不上甚么名号。
朱翊钧觉得，倘或有谁在万历十五年时告诉范明，说他的儿子和范氏家族是大明王朝的掘墓人之一，范明肯定以为那人是在胡说八道。
晚明的晋商是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他范明不过是这个集团中的最普通的一份子，要真正地算起账来，这明朝灭亡的原因怎么算都算不到他头上呀。
朱翊钧很清楚范明是怎么想的，他也可以肯定，去山西执行任务的张鲸和刘守有也都是这样想的。
皇帝要真想同晋商算账，怎么会单单地去抓一个范明呢？
再说皇帝才因为顺义王嗣封礼成而荫了王崇古的一个儿子，怎么会毫无征兆地就突然同晋商翻脸了呢？
朱翊钧可以想象张鲸和刘守有的满腹疑惑。
也正是因为有他二人的这种满腹疑惑，朱翊钧才能在下达指令的不到一个月后就见到了范明。
万历十五年的范明尚且年轻，只见他身穿粗布短衣，头戴小帽网巾，安静地跪伏在文华殿的金砖地上。
殿外的日光从文华殿三交六椀菱花槅扇门逆透进来，将他的身形投射成了一个模糊的黑影。
朱翊钧依旧端坐在殿上，虽然这既不是日讲也不是经筵，也没有起居注官在侧记录，但他仍不敢轻动，
“先起来罢。”
朱翊钧毕竟是现代人，一个人再坏他见不得人跪着。
何况范明的“坏”还没有落实，万历十五年的范明大抵还算个良民，在朱翊钧眼里，一个良民即使在将来是坏的，眼下也不该让人先跪着。
范明伏着身子没动，
“小民有罪，实不敢起。”
朱翊钧一听“有罪”二字就觉得头疼，他没想到人一当上皇帝就失去了与人平等对话的权利，不平等还不算，现在他连不让人下跪的权利也一并失去了。
不仅是郑贵妃，现在连范明都能用下跪来显示自己非暴力不合作的态度，好像朱翊钧天生必得残暴，不残暴就愧对于他那有权力不讲理的皇帝身份。
但朱翊钧却还是愿意讲理的，他微微一笑，不急不忙地反问道，
“你有甚么罪？”
范明回道，
“皇上要定小民甚么罪，小民就是甚么罪。”
朱翊钧没想到自己一个不设防就成了大明的路易十四，好在他并不把“朕即国家”这句话当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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