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丰臣秀吉要伐明，那他肯定也需要一定的财政积累。
所以丰臣秀吉需要日本长崎，他不是德川幕府，会趁着明朝虚弱之时颁布“锁国令”，禁止日本船只出海贸易，以此切断中国白银流入的最大渠道。
与德川幕府比起来，丰臣秀吉的心态还是相当开放的。
朱翊钧相当确信，倘或丰臣秀吉真正实现了他的伐明野心，他绝不会像后来的德川幕府那般闭关锁国。
丰臣秀吉反倒可能更像蒙古人，对西方文明充满了居高临下的包容，要不是他死得太早，日本人民能提前幸福四百年。
也不必非要美国人搀着他们绕上那么大一圈的弯路了。
李太后看出皇帝是非要见一见那耶稣会的传教士不可，觉得再劝下去，也寻不出甚么正当的理由，反倒会适得其反，于是只能叮嘱道，
“皇上见归见，赏赐一些东西也无妨，但洋人要是开口要免税，却是万万不能答应的。”
朱翊钧点头笑道，
“这是自然。”
朱翊镠悠悠道，
“老娘娘安心，臣料想那些洋人也不敢同皇上开这口，自隆庆开关以来，我大明之丝绸、瓷器与茶叶远销海外。”
“欧罗巴诸国国民因受蛮夷统治已久，粗陋浅薄，从未见过这般精美华贵之物，我大明作为精品产销之地，自是饱受欧罗巴诸国关注。”
“这洋人要敢开口免税，大不了咱们不卖给这国人，看他们还能拿甚么去赚钱。”
朱翊镠虽然是一副“原是洋人求着咱们”的清朝心态，但朱翊钧知道，他的话在晚明的历史背景下的确是成立的。
历史上因为中国产品的大量外销，在欧洲甚至掀起了一股“中国热”，这股热潮最终在十八世纪上半叶达到顶峰。
那时的欧洲诸国还没完全进化成列强，中国也没完全沦落成一个落后得可以任意宰割的对象。
十八世纪的中华帝国在经过传教士的不断记录与报导后，以最理想的形式与形象被介绍到欧洲，其国际形象是一个具有高度文化与高度文明的大帝国。
中国特产大量进入欧洲之后，很快因为其精良的工艺与优良的品质成为上流社会显示财富的奢侈品。
中国茶叶被上流社会当成包治百病的良药，中国瓷器被视为“东方的魔玻璃”，通常只有在王宫和贵族的客厅里才能看到。
中国的上等丝绸也受到欧洲皇室的极大欢迎，由于当时欧洲生产的丝绸质量还比不上中国，于是有些无良商贩便会在假货上绘上中国式图案并注明“中国制造”，冒充中国丝绸进行出售。
甚至因为“中国热”的出现，连欧洲皇室的生活方式也被带动着开始以“中式”为标杆。
欧洲的国王们会穿着中国服装出现在满朝文武面前，大臣的夫人们乘轿子，戏园子里演出中国的皮影戏，富人在私家花园的中国式亭子里闲聊，文人端着景德镇的茶碗品茶。
这股“中国热”一直持续到了十九世纪，直到“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在欧洲人眼中才彻底变成了一个落后愚昧、停滞不前的野蛮国度。
朱翊镠又道，
“不过皇上可要提防着洋人同咱们借兵。”
李太后忙问道，
“借兵？借甚么兵？”
朱翊镠小口小口地啃着熟枣道，
“具体我也不大清楚，就是濠镜那儿有种传言，说是那佛郎机国要同英吉利国在海上打起来了。”
朱翊钧慢慢地露出了微笑。
他打的就是这个主意。
倘或万历十六年的历史条件不足以支持朝廷贸然通过行政手段，强制收割闽浙粤的海商集团，那么还有另一个更为迅速、更为便捷的方法。
就是在万历十六年的英西战争中，派出水师帮助英国与西班牙作战，然后在英西战争后与英国共同分享海外扩张带来的贸易利益。
朱翊钧知道万历十六年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一定会同意大明天子的请求。
因为根据后世史书记载，万历二十四年时，伊丽莎白一世曾写了一封亲笔信，派使者约翰·纽伯莱经海路辗转交予万历皇帝，信中表达了希望中英两国开展海上贸易往来的愿望。
可惜的是，使者约翰·纽伯莱在途中遭遇不幸。
虽然信件没有丢失，但却成了伊丽莎白一世的终身遗憾。
由此可见，伊丽莎白一世的确自万历朝开始，就希望与中国达成海贸合作。
如果朝廷能通过英西战争与英国形成共同的海上利益联盟，闽浙粤的海商集团说不定还会反过来归附朝廷，以求得海外殖民地的航线垄断权呢。
何况同西班牙和荷兰比起来，万历时期的英国对中国的态度还是相当友好而尊重的。
同样是拿中国制造换白银，朱翊钧更愿意与伊丽莎白一世交换。
万历时期的英国是美洲最大的殖民者之一，其美洲殖民地在军事和经济上的力量足以与当时的西班牙相抗衡。
日本的石见银山只能用武力来强取，可美洲的银矿，却只须与英国交好，就能唾手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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