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翊钧对西方本质的认知无疑是大明所有人中最全面的。
这里必须解释一下“全面”二字，全面意味着公允，意味着不加偏见，意味着理性与客观。
朱翊钧相信范礼安传播福音的信仰是真诚的，万历时期来华的传教士都拥有着一颗磨损不尽的、充满了爱与和平的心灵。
但朱翊钧也知道爱与和平从来就不属于天主教的教义。
西方的宗教，无论如何掩饰，无论它的传教人有多么友善，都掩盖不了它“一手持剑，一手圣经”的殖民血统。
对，血统。
血统的意思是它与生俱来，它刻在骨髓里，流淌在血液里，只要它活着，它动着，它就天生拥有这样的心思。
因此尽管晚明的传教士大多都是无比单纯的理想主义者，但朱翊钧也不能忽略他们所信仰宗教的血统。
血统其实是不必证明的。
但由于这血统带来的东西实在太好，譬如科学，譬如知识，譬如拯救大明的希望。
所以朱翊钧在无法割舍这份血统的同时，不得不在心里对这血统所造成的各种直接或间接的表现多加提防。
这提防的根源在于耶稣会的“保教权”。
说到万历时期的远东传教士，就不得不提“保教权”。
在西班牙殖民主义者中，葡萄牙无疑是为西方的开路先锋，它率先抵达东方，不但占领了果阿和马六甲，并且将自己的势力成功地侵入到日本和中国。
因此葡萄牙的王室为垄断它在远东的殖民特权，便出面向教皇申请到了远东传教的特权，即“保教权”。
“保教权”的矛盾来源于两方面。
一是在宗教改革运动的冲击下，罗马教廷的神圣权威和控制力已经明显下降，教廷内外不断有改革天主教的呼声。
这一呼声也是耶稣会远涉重洋传播福音的动力之一。
朱翊钧甚至能从中感受到天主教的恐惧，倘或他们再也控制不了欧洲，就必须从远东捞取经济利益来弥补和维持罗马教廷的损失与它庞大的开销。
通俗点儿说，就是“赎罪券”在欧洲卖不了了，得赶紧想办法在海外重新打造一个名叫“天主教”的西洋品牌，努力争取内销转出口，用宗教和信仰去为罗马教廷割全世界的韭菜。
从这个角度来说，朱翊钧是可以理解丰臣秀吉对天主教的极度反感的。
因为他比丰臣秀吉还穷，要打的硬仗比丰臣秀吉还多，所以对于勤俭节约的丰臣秀吉，朱翊钧实在也是说不出甚么难听话来。
至于另一个原因，就是在地理大发现之后，葡萄牙和西班牙靠着海外殖民贸易迅速崛起。
如果罗马教廷不依靠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世俗王权，那么它根本无法担当起在欧洲及其殖民地基督教化的重任。
所以罗马教廷不得不将原本属于自己的权利让予西班牙与葡萄牙。
因此实际上此时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已经取代了罗马教皇在这一位置上的影响，成为天主教在远东地区传教与利益结合的总代表。
因此“保教权”，在万历时期，可以说就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瓜分世界殖民地的代名词。
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合并之后，保教权之争依旧存在于两国之间。
教皇为平衡两国利益，甚至在世界地图上划出了一条着名的“教皇子午线”，即规定大西洋亚速尔群岛和佛德角群岛以西一百里格作为分界线，以东为葡属领地，以西为西班牙领地。
像范礼安这样的意大利传教士，在来中国和日本传教之前，也不得不借助享有所谓“保教权”的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国。
因此历史上范礼安在远东地区的传教不仅受到中日两国内部的影响，来自欧洲的国家利益矛盾也不时地妨碍着他的传教事业。
朱翊钧在心里默默地为范礼安勾划出他的具体职责。
作为一个来自意大利城邦王国的传教士，范礼安在传教的同时，必须还要平衡罗马教廷的利益、耶稣会的利益、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利益，以及欧洲君权和教权的利益。
所以朱翊钧不得不提防，也不得不警惕。
“我们中国人有句话。”
朱翊钧笑着回道，
“‘争利如蚤甲而丧其掌’，意为乱世争利者，有如断甲，而害及掌，纵得小利，终丧其身。”
范礼安道，
“臣却以为陛下该争。”
朱翊钧问道，
“为何？”
范礼安道，
“臣于濠镜之时，听闻倭国之关白厉兵秣马，于倭国国中行‘刀狩之令’，收天下兵器以弱民强军，其志之远大，恐不在倭国九洲之中。”
朱翊钧一愣，没想到范礼安会将这项情报告知自己。
丰臣秀吉为了让日本实现兵农分离，开始没收武士以外的僧侣和平民所拥有武器。
虽然万历二十年朝鲜战争才爆发，但或许在海外商人和传教士眼里，中日战争或许在万历十六年就有了端倪。
“多谢范卿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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