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待那些学生的问题上，很难说李牧和容增祥谁对谁错，立场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同，李牧认为应该让他们完成学业，那样他们即便返回清国，也能发挥更大作用，但是在容增祥看来，既然学生们的培养已经出现问题，那么就应该即使纠正错误，现在撤回学生就算是耽误了他们的前途，但是至少没有造成更严重的后果，这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
其实李牧即便是把人强留下来，对那些学生来说也不一定是好事，另一个时空清国将学生们撤回国后，把第一批21名学生送电信局学发电报，二、三批学生中由船政局、上海机器局留用23名，其余50人安插于水师的机器鱼雷、水雷、电报各处。
表面上看，清政府对这些学生的安排，完全没有发挥他们应有的作用，让哈佛大学毕业的学生去学发电报，即便是美国都没有这么奢侈。
幸运的是，那些学生没有被现实的残酷击倒，他们中出现了铁路总工程师，出现了民国总统，出现了大学校长，出现了海军元帅，甚至在中日、中法两次海战中，7名服务于军中的留学生表现英勇，为国慷慨捐躯。
相对来说，留美不归的容揆和谭耀勋就泯然众人，他们没能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名字，远东那片土地上此后经历的盛衰兴亡，和他们再也没有任何关系，这就是追求实现自我价值的代价，当他们看重眼前利益的时候，同时也丧失了更大成就的可能性。
当然在这个时空未必是这样，有李牧的支持，容揆和谭耀勋如果想在学成之后返回清国做一番事业，李牧当然也是支持的，金钱和美女还可以用事业和爱情来形容，虽然本质上都一样，但是后者明显比前者高尚得多，也不止是容揆和谭耀勋，斯普林菲尔德理工学院毕业的那些华裔，如果有人愿意返回清国，李牧同样支持，甚至严顺返回清国，其实李牧也是支持的，毕竟和清帝国的那些地方督抚相比，李牧更相信这些接受了新式教育的年轻人，他们更具有无限的可能性，等他们从学校毕业再工作个几年后，积累一些社会经验，他们就会成为社会中坚，华人的未来更应该掌握在他们手上。
把华人的未来交给一群在美国接受教育的香蕉人，听上去好像很不靠谱，但是十九世纪不是“海归”变成“海龟”的二十一世纪，这年头的留学生还是很靠谱的，哪怕情况再糟糕，也不会比另一个时空中更糟糕，李牧早有心理准备。
当然这些话没必要讲给容增祥听，在容增祥看来，李牧这种想法肯定是大逆不道，哪怕听一听都是罪过。
“里姆先生，如果你不把那两名清国公民交给我们，那么我们将会上告华盛顿，请华盛顿的大法官为我们主持公道，到时候大家面上都不好看。”容增祥还是有几分火性的，正常途径要不到人，那就干脆撕破脸把事情闹大，以李牧在美国的势力，虽然估计幼童出洋肄业局免不了灰头土脸，但是到时候李牧脸上也不好看。
为了增加话语的威慑性，容增祥也是小心措辞，学生都变成了清国公民，这至少占据了一定的法理性，再怎么看，容揆和谭耀勋出走，是幼童出洋肄业局的内部事务，李牧都没有权利干涉。
“你们要是想的话可以试试，说不定大法官真的会为你们主持公道。”李牧不想跟容增祥废话，抬头看了眼梅森，梅森马上请容增祥离开李牧的办公室。
对威胁自己的人，李牧从来都不客气，幼童出洋肄业局的人大概是在自己一亩三分地横惯了，还不够了解资本主义世界的法则，如果幼童出洋肄业局真的把李牧和骏马集团告上法庭，那李牧也就不会再估计那点香火情，搞不好，幼童出洋肄业局一个人都别想走。
其实要对付幼童出洋肄业局很简单，李牧给斯普林菲尔德打个电话，就能让幼童出洋肄业局的人出不了门，然后随便找个什么理由，就能把那些学生全部带走，至于那些幼童出洋肄业局的官员，该驱逐出境的驱逐出境，该承担法律责任的承担法律责任，美国政府才不会为了一群外国人，得罪李牧这样的托拉斯老板，至于被容增祥寄予厚望的大法官，别逗了，清国有官官相护，美国也有官官相护，要不政党分肥制也不会人人喊打，法律是统治阶级制定出来管理国民的，不是统治阶级折腾出来约束自己的，王子犯法还真的能与民同罪？也就只有“民”才愿意相信这种说法。
其实“愿意相信”不是“相信”，愿意相信只是一厢情愿的臆想，就连他们自己也很清楚那不是真的。
“要不要我去干掉他们？我没有针对谁的意思，他脑袋后面的那根辫子实在是让我恶心，明明是个男人，为什么要打扮成女人来恶心自己？”梅森对刚才容增祥的话感觉很不舒服，一般人在李牧面前说了这种话绝对活不过三章，就因为容增祥是华人，所以梅森才请求李牧的同意，要不然刚才梅森顺手就给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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