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只考虑松苏江南地区的话，印度这边空出来的产业份额，应该一点都不分给齐鲁，应该全力支持松苏的产业发展，通过欧洲和西非的贸易，快速增加纺织工场的数量，全力加速当地的转型和资本主义体系的深入。
但如果考虑整个大顺的情况，那么印度这边空出来的产业份额，就必须要拿出许多分给齐鲁这边。借由朝廷的调节管控，渡过挖河修堤占地的艰难日子。
不过，即便这样，短时间内生活水平的下降，那也是肉眼可见的。
的确，相较于大顺开国之初，鲁西地区的人均土地面积锐减，百年的休养生息、人口滋生，人多地少的矛盾确实愈发严重。
但劳动人民的智慧是无穷的，一方面是妇女从事副业纺织，另一方面也是人多地少辩证地去看，也确实依靠着劳动人民的智慧，有所缓解。
二年三熟制，固然说需要小冰期结束之类的限制条件。
但，人口滋生这个因素，也是必须要考虑到的。
假如说，一个劳动力，耕种着家庭的三五十亩地，你让他搞两年三熟的种法，他也真的承受不住。劳动量实在太大的。
伴随着人口增加，人口因素也导致了两年三熟制度，在山东这边快速普及。
冬小麦——夏大豆——春高粱；亦或者冬小麦——夏玉米——春谷子的模式，开始推广。
因为人均土地减少，使得劳动力不得不在有限的生产资料上，投入更多的劳动。
而更多的人口，也使得两年三熟这种极为疲惫、极耗劳力的种植方法，是在劳动极限之内的。
人均25亩地的时候，就算你有两年三熟的技术、也有小冰期过去的气候，没有拖拉机和收割机，你也玩不转两年三熟。太赶时间了，种收日子一旦下雨，那就根本不可能了。
人均5亩地的时候，两年三熟的技术，就可以迅速普及。一方面是逼出来的，另一方面也确实能忙过来。
故而，虽然说人均土地的面积已经减少，但是日子也还真差不多过得去。当然这种过得去，就是过得去，很脆弱，稍微有点灾害，就要完，而且基本上家里根本没有积蓄。
而且，两年三熟、抢种抢收的劳动强度，真的是能让人崩溃的。
此时北美的一些上层、军官等，吐槽北卡罗纳州的“懒散”农夫，说是农闲时候晒太阳、一年就忙那么一阵的日子。但，这种懒散，正是许多农夫巴不得的事。
几十年后欧洲工人渴望的那种当农民的梦想中的“农民”，可绝对不是大顺这种撅腚哈腰芒种前后热死人的天气割麦子、然后赶紧抢种豆子甚至不睡觉、然后第二年种高粱还得把高粱秸秆一刻不落地收拾回家垛起来当柴禾否则连饭都做不了的华北平原的二年三熟和缺乏燃料状态下的“农民”。
固然说，此时大顺绝逼可以嘲讽全世界的“亩产”，真的是群嘲全世界。
甚至于，此时的山东，嘲讽150年前的山东“亩产”，都没问题。
但这种“嘲讽”，是建立在拼了命干活的事实上的。实际上，嘉靖年间，二年三熟制还缺乏足够劳动力，依旧还是一年一收的半粗犷式劳作。
可以说，两年三熟，是技术进步，最大化地利用太阳能量，使得单位土地面积的产量增加，平均亩产冠绝全球，在智利硝石和海岛鸟粪石大规模投入种植园之前，富户凭借豆饼肥田、穷户只靠豆类固氮，整个世界没有比这亩产更高的操作。
但也要清楚，要是“五口之家、百亩之田”，在牛耕时代，是不可能有力气搞什么两年三熟的，更是没必要搞的。
就如同，法国人会惊呼荷兰人排干沼泽以种地的壮举吗？不，法国人只会觉得，这不脑子有问题吗？不嫌累吗？去旱草甸子种地多好？为啥要费好大力气去排干沼泽？
假设两年三熟，简陋来算，就算增产到原本的1.5倍。
以两年三熟三十亩地计算。
若排除掉税、赋、摊派、银钱兑换、火耗等等这些，只算毛产量，基本可以视作和北美的120亩地的一季麦产量差不多。
因为到了北美那边，120亩地，是要拿出10亩作为草场地、剩下的那些要轮作休耕种豆科植物等。另外还有个人的柴草地，不需要非得烧秸秆做饭，没秸秆连饭都做不成。
但是，这两者的劳动强度、生活舒适度，农民这两个字的吸引力，是截然不同的。
更不要说，那些税、赋、劳役、水旱、柴草等问题，是不可能排除的。
山东，河南一些县的农业彻底崩溃，历史上要到1855年黄河决口之后，漫灌淤积导致的大面积盐碱化、荒漠化、耕种土层被覆盖。
现在，华北地区的农业，小农经济，是在崩溃的边缘，但还没有崩溃。
这正是最难搞的一个时间节点。
往前点，可以转型，人均土地只要达到20亩，男耕女织的体系崩溃，也不至于活不下去，最多是活得艰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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