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某种意义上，西汉勋贵阶级与中央的关系，类似于‘中央荣养勋贵，待等有事，勋贵为国出征’的同生共存关系。
因此，刘弘并不担心随着越来越多的功臣被封侯，会导致国家财政会受到影响——即便刘弘心里明确的知道，如今汉室天下，起码有十分之一的土地，被封给了数百位彻侯、关内侯，做食邑之土。①
待等封侯之事被告于高庙，一应程序结束之后，代王刘弘再三请辞就国，刘弘先后挽留，最终同意了刘恒的回国请求。
对于移封梁国之事，刘恒表示‘无赫赫之功，不敢受重恩’，刘弘也没有逼得太过于紧迫，在允许刘恒回代地的同时，建议刘恒，听取一下代王太后薄氏的看法，再做回复。
就这样，刘恒满带着忧虑的不安，于二月初四自长安北门而出，向着代地进发。
同一日，车骑将军飞狐都尉柴武，带着除强弩都尉，以及被遴选为宫中侍郎的将官外的三千多人，正式请辞，折返飞狐口。
而刘弘则于二月初五，在新任郎中令令勉的陪同下，便装出现在了长安东市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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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天气已经稍有些回暖，街上的行人也更多了些。
做一副勋贵子弟打扮的刘弘，在三五个威武大汉的跟随下，悠然步入东市之内。
作为统一的封建政权，西汉皇帝还没有如后世宋明的皇帝一般，被御史言官过度的干扰私人生活；‘君子不立于危墙’‘天子不当出未央’的说法，在此时还没有什么市场。
历史上，景帝刘启为储之时，更是时常带着胞弟刘武，出现在长安的大街小巷之中；甚至有几次，晚归错过宫禁而被廷尉张释之逮住的兄弟二人，逼得文帝刘恒为此，向张释之脱帽谢罪。
到了武帝朝，猪爷更是一有闲钱就外出巡游，不是封禅泰山，就是游历天下。
所以刘弘此番出宫，并没有后世皇帝出去透个气那么困难；只需要带上足够的护卫力量，这件事就不会引起朝臣的反对。
刘弘此番出宫的目的，自然也不是学康麻子公款吃喝，或者学猪爷做散财童子。
这件事的起因，是两天前发生的一件‘小事’。
新任少府令田叔，由于大雪封山，道路难行，还没有赶到长安；就连关内侯的授命诏书，田叔估计也是在半路上接到的。
所以，少府此时是在没有领头人的状况下，进行着长安粮价调控的工作——即：平价售粮。
从安陵杜氏，刘弘除了得到百余顷土地，数千万铜钱，上万斤黄金之外，还得到了共计六十一万石以粟米为主，其他各式谷物为辅的粮食。
那些土地、钱、金，刘弘自然是和之前从诸侯大臣手中‘拿回来’的各式钱粮一起，放进了少府的库存之中；而那批粮食，刘弘则令少府官吏运往东市，按每石八十五钱的价格批发售出。
在长安田氏兄弟的帮助下，粮价的平抑工作相当顺利；少府不过放出去十万石不到的粟米，其余粮铺的粟米售价也都降回了正常水准线；甚至为了和少府抢夺市场，其价格都压到了八十五钱以下。
达成目的，刘弘自然是命令少府停止调控，让市场自然平衡；在卖出去十多万石粟米之后，少府的售粮工作也就停了下来。
但是，就在少府将那十数万石粮售出之后，刘弘偶然听说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传闻。
——在少府售粮的这段时间内，每天都有专门运送铜钱的马车，驶入内史钱库！
更有意思的是：少府的售粮工作一停，运往内史的运钱车数量大打折扣，不到先前的一成！
这就非常值得刘弘品味了。
内史，其全称虽然为治粟内史，但发展到现在，可以说内史的职权，早已经和粮食扯不上半毛钱的关系了。
——中尉属衙负责长安治安，被盗贼都尉负责打击匪盗，各市吏负责长安以及长安外的各地市集，内史本属则负责田亩、人口、户籍···
可以说，只要是与关中有关的事，内史全都干，就是不包括粮食！
但少府这边刚卖出十万石粮食，内史却诡异的多了一笔不菲的收入，而且还是可以见光的合法收入！
这让刘弘感觉，自己好像遗漏了什么事。
所以，刘弘今天来东市的目的，也就很明确了：在少府售粮的东市就地考察，弄清楚内史这段时间获得的‘意外之财’，是从哪里变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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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汉高祖刘邦所封的一百三十七名功臣侯中，有一百一十四人，史籍中有食封户数的记载，共计二十四万四千一百五十一户，平均每个列侯食封二千一百四十二户。
在无户数记载的二十三名列侯中，有三人于高祖十二年以前己绝国。按食封的平均户数计算，这二十人共食封约为四万二千八百户。这样，高祖十二年一百三十四人共食封约为二十八万七千户。
西汉初年全国共约有二百八十万户，功臣侯的食封户数，约占当时全国总户数的十分之一。
以上资料引自《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3期16-23，柳春藩着《西汉的封侯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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