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到刘弘许可之后，令勉再拜，走到了堪舆面前。
在令勉的详细解释下，齐军的行军路线，战略目的，乃至于会遇到状况，都一一展现在了殿内君臣面前。
与历史上吴楚所面临的路线不同，齐国军队要想进逼关中，只有两种选择。
其一，自临淄出发，取道济南一路西进，攻下平原郡，自东进入赵国境内。
只要齐军选择了这条路线，那此次叛乱就将使汉室大半个北方陷入战火之中。
对齐军而言，好处自是很明显：同样没有诸侯王坐镇的赵国军队，将如琅琊军队一样，‘加入’到叛军行列之中。
与好处相比，弊端也同样直白：取道赵地，就意味着齐军与最终战略目标——函谷关的距离，较之于临淄更远。
兵贵神速，乃兵家古往今来的硬道理。
拉长战线，延长进军路线，意味着齐军一路上将会遇到更多阻碍，也意味着长安中央将具有更多的时间，对战役做出反应，以及动员。
光从这一点来看，历史上无论是高祖时的黥布，还是景帝朝吴楚之乱时的刘濞，都没有选择这条绕远路的叛乱路线，是十分正确的。
——以弱击强，以一国之地对抗坐拥天下的长安，对胜负影响最大的一个因素，便是时间。
所以齐军的行军路线，其实只剩一条。
——自临淄出发，一路南下，沿经鲁地直扑丰沛！
只要丰沛落入齐军之手，那刘弘就等于输一半；即便长安取得这场战争的最终胜利，刘弘也将蒙上无法洗清的污点！
龙兴之地落入叛军之手，刘襄能做的事也就更多了——比如祭奠一下刘邦的庙宇，做出一副‘为高祖皇帝扫除奸臣’的姿态，稳固大义旗帜之类的，都能把刘弘恶心死。
即便没能攻下丰沛，亦或不取丰沛，叛军也同样可以绕道西进，直逼梁国。
如此一来，刘弘需要做出的战略部署就很明确了：第一道防线，便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失守的丰沛！
这一道防线的战略目标，不以阻挡叛军为主，而是以护卫汉室龙兴之地，保留刘弘最后一丝颜面为首要任务。
第二道防线，就是历史上的吴楚之乱时，将天下目光全部吸引过去的梁国，准确的说，是梁都睢阳。
睢阳，才是肩负起将叛军阻挡于关外，确保关中不被战火波及的防御重点。
除此之外，长安还必须出于稳定人心，打击敌方信心的目的，派大军驻扎于函谷关和睢阳之间的军事重镇：荥阳。
盖因为荥阳自设立之日起，就肩负着统一政权最重要的战略防守任务：护卫敖仓！
自秦收天下米粟屯于敖仓之时起，敖仓便充当着政权命脉的作用。
如果说，秦之咸阳、汉之长安，是中央政权的大脑，那说敖仓是政权的心脏也毫不为过。
秦末，起义军遍地而起，秦廷甚至不惜将北方长城军团召回，赶往赵国境内平叛之时，敖仓没动一粒粮食。
半年前的诸吕之乱，诸侯大臣共诛诸吕，身为长安政权实际掌控者的吕氏外戚，可谓是内忧外患；但敖仓还是没有少一粒粟米。
即便是原本的历史上，吴楚联军兵临睢阳城下，梁国军队在短短数日便阵亡上万，梁孝王一日七封求援血书送往长安之时，由大将军魏其侯窦婴镇压的荥阳，同样没有让敖仓少哪怕一粒粮食。
敖仓的存粮，便是整个汉室军队心里的强心剂，长安朝堂心中的定海神针。
无论状况糟糕到何种程度，只要敖仓还在，那就还有翻盘的机会。
反之亦然——只要敖仓失守，胜利的天平就将迅速向叛军倾斜，关中人心惶惶，民心军心大乱！
到了那个地步，刘弘最好的结局，也不过是秦三世子婴。
想到这里，刘弘目光中的沉重便缓缓散去，转由一股自信所取代。
“即刻拟诏：加隆虑侯灶卫将军衔，许便宜行事；令即刻率征越大军北上，限夏五月戊寅日（十五）前抵至丰沛，以护太祖龙兴之所！”
周灶带着征越大军滞留南方，已经快半年了。
大军因水土不服所导致的非战斗减员，也早已严重到此次征越战役进行不下去的地步。
借此机会，以一个合理得由头将大军召回，在解决如今长安中央‘无可用之军’之困局的同时，还能将此次征越失败糊弄过去。
如今不过四月初，最晚再四月中下旬，周灶就将受到长安的命令，启程北上。
实际上，刘弘也早已从柴武口中得知：周灶大军早在春二月，就已经遭受不住长沙的湿闷，而稍稍北撤至长沙-南郡交界了。
得到消息之后，刘弘虽没有立马许可周灶班师，但也委婉的下令：大军北撤五百里，驻扎待命。
若不出意外，周灶大军现在应该是在淮南、汝南交界处，距丰沛不足千里。
在齐军同样距离丰沛上千里，且沿途有地方军队阻挠的情况下，周灶早于齐军抵达丰沛不是什么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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