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禁中宦官的审查机构，省御卫对宦官群体的一切核查，都得到了皇帝刘弘的背书；而汉室独特的政体当中，还有这很大一部分继承于秦的部分，即：绝大多数九卿属衙，都有宦官为主的部门。
在这次大核查中，首先遭到打击的，便是少府名下的宦官部门：尚食！
根据郎中令、卫尉两个部门的合力调查，最终查出刺杀代王太子的凶器，乃是通过少府属下，负责于宫外采买菜蔬吃食，输送禁中的尚食属衙。
而尚食作为少府六尚，其实是由两个完全不相干的部门组成；用后世的话来形容，就是‘官僚尚食’和‘宦官尚食’。
两者虽统称尚食，办公地点也紧邻，但在具体的运作中，却近乎完全没有来往。
官僚尚食，负责从市集购买物资，核查物资是否有问题，最终将没有问题的物资送入少府府库。
而宦官尚食，则是等官僚尚食将物资送至府库，再前去将物资调出，再进行一次核查，确认物资没有问题，再将物资送入皇宫内。
由毫不相干的两个群体先后进行两次审核，以及官僚与宦官群体的天然矛盾，才可以保证输入皇宫的每一批物资都毫无问题。
就如同此次，代王太子遇刺于石渠阁的事件发生时，少府六尚这种独特的运作模式，将使调查工作简单无比。
——宫中出现违禁物品，百分之九十九都是通过少府的渠道！
因为除了少府，其他渠道几乎完全没有向宫内送入任何物件的权力。
物资流入皇宫的渠道，在少府之内也可以直接锁定到六尚，即尚衣、尚食、尚冠、尚席、尚浴与尚书。
而物资流入少府府库，证明少府外六尚有问题，出现在皇宫之内，则证明内六尚有问题。
再加上少府自数个月之前，正式推行的全新记账方式，使得调查进行的无比轻松。
根据刺客的供词，凶器是在大约十日前，刺客自东厨拿到手；那么，只要从少府府库的账本中，查十二日前到八日前，都有哪些人从府库调取物资送往东厨，就能将范围缩小到一个不到十人的狭小范围之内。
实际上，调查过程比这轻松得多——少府新推行的记账方式，使得每一个东西的进出，都白纸黑字记录在册。
而郎中令从少府的账本中，直接发现了一条关于‘废弃短剑’的调取记录。
涉嫌这次调取的内宦，则因‘试图外逃出宫’而被杖毙。
紧接着，就是少府府库管理者：库令受到调查。
原因很简单：一个尚食属衙的内宦从府库调取一柄剑，库令却只将此事记录预测，而丝毫没有对此表达疑惑？
如此没有主观能动性的做法，令少府属衙深受打击，由此次事件引发的大清洗，顿时将少府上下全面覆盖。
最终，少府长监一人，少监二人尽数被贬，五属、三监、六尚大半被免；宦者六尚尽数杖毙，少府内部被动进行了一次全面的大清洗。
随着少府令田叔将责任揽到自己头上，请求皇帝刘弘治罪，太后出面为少府求情之后，少府之事才逐渐走向尾声。
即便如此，皇帝刘弘也给少府田叔下达了戴罪立功的任务：积极配合省御卫属衙在少府内部建立监管部门，以防此等事件再次发生。
而少府令田叔，最终也只能应下这个要求。
作为汉九卿最为特殊的一个部门，少府与皇宫可谓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少府钱库，完全独立了整个政权中枢，全权由皇帝掌控；少府作坊的一应产出，也具由皇帝执掌。
作为同一个政权下的部门，少府的独特性尤其体现在物资的流出。
按道理来讲，同为国家部门，少府作室所产出的一切物品，如武器军械、布匹物件，乃至于器具，都属于国家财产，用于国家建设丝毫没有问题。
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少府所造的每一柄剑，每一把弓乃至于每一支箭矢，都并非无偿交于军方之手，而是需要丞相府掌控下的国库出钱购买，再分发到各地部队手中。
至于布匹被褥，军粮等物资，也同样需要国库出‘军费’购买，才能分发到士卒手中。
这也是少府能独立于整个朝堂，只对皇帝负责的底气由来——除了皇帝以及太后之外，汉室绝对不存在第三个人，可以凭借一纸命令调动少府物资。
就连丞相都不行！
而少府独立于朝堂外的地位，使得朝堂对少府的遭遇大都持有‘幸灾乐祸’的态度；即便是少府此次跌的大跟头，也只是让外朝对省御卫属衙提起了一丝警惕而已。
直到事件以‘少府内部立省御卫’为结局画上句号，外朝才慌忙开始为少府求情，祈求皇帝刘弘三思。
但最终，少府令田叔强硬的表示‘这都是罪有应得’，愿意接受这样的监视，外朝才如丧考妣的接受现实，转而将火力转向省御卫的首官：宦者令王忠。
半日之内，足足数百封弹劾宦者令‘不修私德’‘收受贿赂’‘任人唯亲’的奏疏送入皇宫，将刘弘的御案塞了个满满当当。
而就在王忠承受四面八方的明枪暗箭，扛起省御卫属衙前所未有的灾难之时，一个身影藏在王忠宽大的臂膀后，悄然无息的进行着朝臣百官的调查工作。
一年之后，那人的名讳就将响彻天下，令无数官僚闻之丧胆，见之避目。
——省御刺史，中行（háng）说（yu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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