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可是袁盎啊！
是能在吴楚之乱中，硬生生逼得景帝刘启说下一句‘吾不爱一人以谢天下’，转头就腰斩景帝师，当朝御史大夫晁错的袁盎啊！
作为景帝朝仅有的几位名臣之一，袁盎的才能，绝对不仅限于‘水准线以上的政治嗅觉’这一点之上。
袁盎在文、景二朝活跃最大的依仗，是其高超的揣摩人心之术，以及长袖善舞，三面逢源的情商！
尤其是揣摩圣心，袁盎有着十个晁错都比不上的非人之能。
历史上，陈平、周勃等老臣迎立代王刘恒，唯袁盎看出刘恒想要剪除老臣，执掌大权的想法，便在陈平病逝后奔走于朝堂，于朝臣百官、功侯勋贵摆明利害，终使得周勃被一句‘丞相其为天下先’赶回封国。
待等周勃因私蓄甲盔而被罪之以谋逆，被捉拿至廷尉大牢是，又是袁盎十分准确地认识到周勃必不会死，又领头出来，在文帝刘恒面前为周勃求情。
放在后世，这样一个人，就是典型意义上的伪君子：文帝掌权，他全力帮助，让文帝感念；周勃得赦，他‘仗义直言’，让周勃感恩。
简单而言就是：好人都让袁盎做了！
但这样一个人在官场上，无疑是长短大小正合适的官僚坯子。
诚然，深讳左右逢源之要的袁盎，不会有晁错那般‘为天下舍生忘死’的崇高品性，也不会有申屠嘉那样‘为社稷宁死不屈’的原则，说到底，袁盎并非是政治家，而只是一个政客而已。
不过存在即合理；任何一种人，都有其可发挥作用的地方。
对于皇帝而言，晁错那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国士是必要的；申屠嘉那样倔强如牛的稳重老臣是必要的；而袁盎这般一点脸都不要，还能对此不以为耻，反以为傲的政棍，也同样是需要的。
就如同现在，刘弘需要眼前这位历史上的袁太常，精准的探知到自己‘欲开敖仓’的意图，并将此事摆在朝堂面前。
“若国库、少府皆无余粮···”
只见袁盎略一沉吟，旋即咬牙一拜。
“臣以为，敖仓之粮存年过久，当以今岁新粮以换之！”
“放肆！”
“区区谒者，怎敢妄议国政？”
“敖仓之粮身系江山之安危，岂能擅动？！！”
果不出刘弘所料，袁盎话一出口，片刻前还满带着欣赏的朝臣百官顿时群情激昂起来，恨不得将袁盎贬为一无所知的妇人。
“唉···难呐。”
暗自苦涩一叹，刘弘只得站起身，踱步走下御阶。
就如同历史上力劝景帝按部就班，一点点削弱诸侯王权力的申屠丞相一样，任何一个完整的政权，都会有一批稳重保守的老臣，对新政策的施行持怀疑和悲观态度。
作为君王，也确实需要这样的老臣存在，以在关键时刻提出一些保守的建议，保证政权的相对安稳。
但凡事有利就有弊：保守老臣的存在，固然能避免政权陷入动荡；但在君王试图做出改变之时，也会对改革形成巨大的阻力。
就如同现在，关中即将闹起粮荒，而敖仓之粮又几乎镇压着刘汉政权的国运。
理性思考，封建时代的官员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与其承担江山不稳的风险，倒不如承担坐视百姓饿死的骂名。
这样的观点，不能说对，却也不能说错——便是这样毫无人情，毫无温度的观点，才让华夏王朝可以交替往复，使王朝周期律成为‘三百年’，而不是‘三十年’‘十年’。
但从刘弘这个穿越者视角而言，这件事，却并非‘在江山和人民之间选一个’的选择题。
——失去人民的拥护，难道江山就不会动荡吗？
——敖仓没了粮食，天下会动荡；那关中饿死了人，天下难道就不会动荡了吗？
相较于敖仓的存粮‘暂时变少’，而关中百姓得以存活，无疑是‘天子脚下，长安皇城都有百姓饿死，敖仓却藏着数百上千万石粟米，等着坏死被倒入河水中’，更容易引发天下动荡。
无论是刘弘‘刘邦子孙’的身份，亦或是穿越者的认知，都使得刘弘无法做出‘为了江山牺牲百姓’这种选择。
得人心者得天下，不外如是。
“啊恩！”
一声生硬的干咳，方使殿内喧闹稍息；百官虽停止了对袁盎的咒骂，却仍不忘怒目而视，不时做出咬牙切齿的表情。
刘弘心中的苦涩与恼怒，在这幅景象面前，却悄然打开了一道小口子。
“若是汉室朝臣，都能有这样‘规避风险’的潜意识，那也不算差？”
这一刻，刘弘对皇帝这份职业的理解，才有了一个最初步的认知。
——抗拒变化，自然会阻碍改革，阻碍进步；但适当抗拒变化，却也能保证政权安稳。
而对于封建政权而言，稳定的重要性，往往远大于改革，远大于进步。
看着殿内‘顽固守旧’的一众老臣，刘弘心中‘血洗朝堂’的冲动悄然散退，满堂忠臣，在刘弘眼里也稍顺眼了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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