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范围最辽阔，对中原政权影响最大的，便是华夏大地在汉初，几乎彻底失去了草原，失去战马、耕牛畜牧之所。
早在秦未统一天下之时，就已逐渐推广的牛耕，在汉室却硬生生倒退回了‘以人挽犁’的状况。
其症结所在，并非汉室君臣庸碌，不知牛耕之利，而是一个极其无奈的现实：没牛。
没有草原蓄养牧畜，牛耕便无从说起；而战马的缺失，也使得汉室无法培养出堪用的战马，以组建骑兵部队。
汉室的战车兵、重步兵集群，碰到匈奴骑兵集群会发生什么？
十数年前的白登之围，早已给出了答案。
——打不打，在哪打，怎么打，什么时候打，乃至于什么时候撤，统统掌握在匈奴人手中！
机动性完全无法比拟匈奴骑兵集群的汉室军队，无法掌控任何一丝主动权。
为了扭转这种不利局势，汉室对于马匹蓄养，乃至于马匹保护的投入，不可谓不大。
汉律之中，甚至有专门的条令，用以惩治伤害、偷盗以及宰杀马、牛的举措——在汉室，吃牛、马肉是犯法的！
保护牛，除了因牛可用作犁田之用外，还可充作大军之粮——大战在即，军队是要吃肉的。
而保护马，更是直接出于蓄养战马，以早日组建骑军，与匈奴抗衡的缘故。
在历史上，文、景两代雄主休养生息，励精图治，厘清吏治，内除诸侯，却始终不敢引戈北向，就是因为汉室的车、步之军，在匈奴骑兵集群面前讨不得便宜。
而武帝猪爷恰恰是凭借文、景两位先皇所积攒下的丰厚家底，以及遍布天下各地的足足三十六处马宛，方能一举重创匈奴，立下不世之伟业。
对刘弘而言，事情却有一些不同了。
——爷们儿好不容易穿越一回，总不能只攒钱，把揍匈奴人的事儿，都扔给儿子甚至孙子吧？
有生之年，刘弘必然要完成北逐胡虏的壮举！
而要想真正打败匈奴，不再受匈奴牵制，那就需要战马，需要骑兵，以及培养骑兵的人。
战马，刘弘可以在将来通过走私，从草原部族手中获得——别忘了，如今草原上不止匈奴一部。
——月氏人，仍旧在河西走廊苟延残喘呢！
刘弘确信，为了抵御匈奴人的围剿，月氏人必然会对一些在中原早已淘汰，在草原却领先时代数个世纪的防守军械感兴趣。
训练骑兵的人，自然是毋庸置疑：历史上的弓高侯，绝对能完美胜任。
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养马，及养牛之人。
在汉匈两国的往来国书中，匈奴动辄‘控弦四十万’；在历史上，匈奴更是被称之为‘百蛮大国’。
要想击败如此强大的匈奴，汉室需要的不是几十几百匹马，甚至不是几千几万。
而是数十上百万的马匹保有量，才有可能满足遴选战马的需求，组建出十万到二十万人以上的骑兵部队。
几十上百万匹马，汉室自然不可能全部都通过‘进口’——如今长安，稍好一些的马便动辄数百金，都靠买，把刘弘连同未央宫打包在一起卖了都不够！
所以，只能是从草原，如月氏这样危在旦夕的‘邻居’手中，不间断的购入马匹，然后自己蓄养，并培育马种。
马驹买进来，没有草场倒不是大事，关键还是得有人会养。
牛自然好养活，随便吃点啥都能耕地，至不济，也能给军队做肉食。
马就不一样了：吃的得好，住的得好；甚至为了保护马蹄，走的路都得挑！
只能说，相较于牛，马绝对算得上是娇气的牧畜。
而假设如今，汉家会养马的人有十万，那必然是五万在匈奴幕北的韩王部，另外五万在幕南东胡王部。
要想在不远的将来，轻轻松松爆出足以平推匈奴人的骑兵，韩王南归汉室所带回来的部众，绝对是刘弘必不可少的助力。
此事，甚至关乎汉匈战略格局！
但刘弘所面临的局势，又与历史上韩王率部归汉时大不相同。
历史上韩王归汉时，文帝刘恒登基已有十数载；汉家继承自秦的二十一级军功勋爵名田宅制度，早已被刘恒破坏殆尽。
——先是刘恒登基之初，为了与陈平、周勃等权臣抗衡，大肆分封薄昭等外戚为侯；后又有晁错，为解决边防部队粮食短缺之困，提出《输粟捐爵》之策。
分封外戚，使得‘非功勿侯’加上了一个‘如果不是皇帝亲戚’的前提条件；输粟捐爵，更是将军功勋爵制度最后一丝脊梁敲断！
五大夫甚至左庶长这种在秦时，需要凭借十数级首级才能换来的爵位，在文帝在位时的汉室，廉价到‘输粮米百十石便可易得’的地步。
全国范围内爵位都不值钱，低贱商贾都能身负高爵，出入高门；天子外戚毫无功劳，便可裂土封侯，以承一脉之先河。
如此大环境之下，韩王率部南归，得到两个侯爵的位置做安慰奖，自然不会有人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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