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多一桩服饰习俗，也算不上什么奇怪的事。
而那杆礼器规格的铜耒，之所以由申屠嘉递给刘弘，是因为在九卿当中，职责包含‘农事’的，恰恰就是内史。
——要知道内史的主官官名全称，是治粟内史！
与‘专责御辇’的马政负责人太仆一样，内史理论上最主要的职责，也是‘总掌天下农事’。
至于其余诸如统掌关中治安、户籍等工作，都只是次要的。
接过申屠嘉手中的的铜耒，刘弘便在公卿大臣的目视下，来到了籍田边沿。
“天子执耒，三推三反~”
随着又一声唱和响起，刘弘才规规矩矩的用手中的耒，在籍田上翻动着泥土。
在犁没有大规模使用于耕作之前，耒（lěi），就是华夏百姓翻土、松土的工具。
耒，状形类似一个‘Y’，由一根主杆，和两支稍弯曲的尖杆组成。
在播种之前，百姓便会用耒松土，而后再将粮种播种在田亩之中。
实际上，耒这种落后的农具，在战国末期，曾短暂的被淘汰。
因为占据河南草原的秦国，曾一度大力发展牛耕！
而耒，也被秦少府的工匠们改造成了最原始的犁具。
所以耒，实际上可以理解为：由人作为驱动力的、更小的犁具。
至于为何会发生‘耒-犁-耒’这种开历史倒车的状况，则是因为：继承了秦大半制度、疆域的汉室，并没有继承秦所掌控的河套草原。
没有草原，就意味着牛、马奇缺。
缺马，让汉室长期处在‘欲立骑军而不能’的战略劣势；而缺牛，就使得战国时期，就已经在华夏大地出现的‘牛耕’，再度倒退回了遥远的‘石器’时代。
——耒最早出现，就是在华夏文明由原始文明，进入农耕文明的‘后石器时代’！
之后，随着铜的冶造工艺逐渐完善，华夏文明才从石器文明发展到了青铜文明。
但高昂的造价，使得青铜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保留在了礼器、兵器，以及奢侈家具的范畴当中。
再加上铜本就更脆，更容易断裂的特性，使得华夏农耕文明，在进入铁器时代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以木制的耒，作为主要的农耕器具。
“真不是朕穷兵黩武啊···”
“哪怕是为了牛耕，朕也要把河套夺回来！”
暗自发出一声感叹，刘弘便缓缓倒退出籍田，在田埂倚耒而立，饶有兴致的等候着接下来的进程。
——接下来，就是朝臣百官、公卿大臣，在籍田进行象征性的农耕作业了。
根据《周礼》的记载：籍田礼，以太牢祀先神农，在国都南面近郊行；天子执耒三推三反（返），群臣以次耕，王公诸侯五推五反，卿大夫七推七反，士九推九反。
而具体到汉室，天子三推三反、诸侯五推五反没有变化，但之后关于卿大夫、士的规定，就有一些不同了。
卿大夫、士，都属于战国时期所特有的阶级名词，而汉室，却并没有明确的‘卿’‘士’阶级。
所以，《周礼》中关于卿大夫的规定，在汉室就变成了‘彻侯七推七反’；士，也变成了‘无爵之二千石九推九反’。
就如刘弘此时所见：在刘弘完成‘天子礼’后，还未离京就国的梁王刘恒站出身，执行了‘五推五反’的诸侯礼。
其中甚至发生了一个小插曲！
——在完成第五次推、反之后，刘恒稍有些迟疑的回过身，对刘弘提出‘为汉臣，不敢称诸侯；恳请陛下许臣行卿大夫礼’！
对刘恒这番作态，刘弘心中自是满意无比。
经过小半年的相处，刘弘对这位历史上的文帝陛下，已经基本放下了心。
不得不说，此时方二十出头的刘恒，别的不论，起码‘上下尊卑’这一点，把控的极其到位。
或许在原本的历史上，刘恒这种行为可以被理解为‘扮猪吃虎’，但这一世，刘恒这般恭敬的态度，却让代王一脉，保留了仅存的一丝生机。
但满意归满意，刘弘也不可能答应刘恒这明显刻意的作态。
随着悼惠王诸子叛乱一事走向尾声，汉室的削藩工作，也已经拿出了大致方案。
包括左官令、推恩令等一系列削夺诸侯王权力的方案，都被摆在了朝堂之上，于公卿百官共同敲定。
不出意外的话，等二世楚王刘郢客逝世，楚国也被纳入削藩的范畴，汉室的内部问题，就将基本得到解决。
在这种情况下，刘弘不大可能再作出，刻意贬低诸侯王‘逼格’的事情。
——作为后世人，刘弘与便宜祖父刘邦最大的一处不同，就是刘邦要面子，刘弘要里子。
为了里子，刘弘甚至可以完全撇开面子不要！
如今，刘氏诸侯已经被磨去大半爪牙，刘弘已经得到了想要的‘里子’，也就不介意做些面上功夫，让诸侯王的逼格看上去更高一些。
“梁王，高帝子也，今更为宗亲长者、诸侯之首，当行诸侯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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