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扬问，“你的意思是借鉴外国先进企业那一套？”
骆家栋苦笑着说，“国外先进企业的管理和运作模式被证明的确是行之有效的，但现在还不适合咱们。
从实际角度出发，企业选择什么样的管理经营模式，要考虑时代背景和市场需求，不能光靠跟风。”
他从港岛长大，又是职业经理人，知道所谓的自由民主不是万能的。
任何成功的企业，也都不是光凭着照搬照抄把自己做大做强。
企业追求效益，这就要求管理经营模式要用科学保证高效。
但科学可不讲民主自由这一套，一加一就是等于二，并不因为支持得三的人多了就能改变答案，这也是大伙总抱怨的，真理总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目前这个阶段，效仿国企奉行的单位制还是最适合的道路。”
周扬赞同道，“这句话说到我心坎里了，你这个港仔比一般内地人都清醒，不错！”
骆家栋顺着说，“港岛人一提及内地国企，似乎绕不过低效率这个印象，我觉得这种观点很不公平。
国企低效率是因为其背负了太多不属于自身的社会责任，最大限度保证社会财富和生产资料不会流到极少数人手里，某种程度上算是拆资本家的台。
而且谈及低效率磨洋工，有些以标榜自由的私企，效率低起来能甩国企好几十条街。我们必须也要看到，国企由于其特殊性又能进行最高效的资源整合，这一点在眼下一穷二白的起步阶段尤为重要。”
周扬点头，“不错，用内地大多数人的说法就是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军有生力量。”
骆家栋靠起来，又说道，“所以得知董先生是在为周先生工作之后，我毛遂自荐要到内地来。和大多数港岛人的观点不一样，我相信内地的发展总有一天要超过港岛。”
他顿住，一字一句的说，“内地拥有完成现代化的基本条件，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数以百万计的受教育人口和团结一致的决心，最重要的是庞大的新兴市场。”
周扬拍着他的肩膀，认真地说，“老骆，从今天开始咱们就是同志了。”
对方的话，让周扬恨不得将其引为知己、烧黄纸喝鸡血拜把子。
骆家栋又说，“不过周先生也别高兴的太早，咱们早晚都要朝西方的那套先进管理方式靠拢。现代化发展初期需要大量劳动力，比如妇女有了参与劳动的机会，能提高女性社会地位，实现平权......”
周扬感同身受，哭丧着脸说，“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对方说的无比准确，东北妇女的地位就是这么提高的，说多了都是泪。
作为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东北妇女参加工作的比例在全国居于前列，有工作意味着能部分或者完全实现经济独立，经济独立之后便是人格独立，人格独立之后必然追求个人权利，追求平权。
地位平等之后，也就有了和老爷们儿掰手腕的勇气，体力上存在的劣势，注定了在动手时，女性吃亏。
因此，东北家庭中两口子吵架，动手不是第一选择，先是比级别，谁级别高听谁的。级别一样就找领导，这就是东北妇女总挂在嘴边的，“我到单位找你们领导去。”
上述方法解决无果，才会动手。
经济独立的妇女没有生活上的后顾之忧，动起手来也就一点都不含糊。
这时候爷们儿和娘们儿还能勉强打个平手，难分伯仲。
等九十年代末下岗潮来临之后，爷们儿丢了饭碗，再加上一胎政策和重男轻女思想，导致媳妇不好娶，女同志终于骑到男人的头上。
骆家栋不知道周扬哭笑不得的表情是为什么，他接着说，“例如服装行业的印染纺织等新兴制造业的现代化过程，除了引进先进的生产线和生产理念之外，还需要二十四小时三班倒的高强度工作，单位制形成的高福利、高保障模式反倒成了劣势。”
周扬跟着点头，说白了就是单位制养出来的铁饭碗拥有惰性，不利于资本家剥削压榨。
而企业的进步和高效必然伴随着对劳动者的剥削和压迫，这又是一个化解不开的矛盾。
市场越来越开放，与国际接轨之后外国更有效率的生产模式涌进国内，势必会对一部分单位制的国企造成冲击，下岗潮避无可避。
骆家栋又说，“说这些有点远了，但我的看法是市场化的结果是必定选择西方的管理生产模式，单位制只是现阶段的选择。”
“这些就交给你了，我放心。”不是说说而已，他是真放心。骆家栋虽然是港岛人，但并没有港岛人的那种高高在上自以为是，也没有到了内地哪里都看不惯。
相反，对方有能力，有见识，思路清晰，目光长远，正是他急需的人才。
“行了，再委屈几天，等闫大强走了你再出院，别露马脚。”
至此，他才真放心把手里的生意交给骆家栋。
刚回家，程老二畏首畏尾的找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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