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大河沿的冬天奇冷无比。
大河沿车站，距闻名天下的“火洲”吐鲁番60公里，此时还没有被叫做吐鲁番火车站，其实不过是一个转运站，是铁路出疆的必经之地。
说是大河沿，但目光所及除了戈壁滩见不到一滴水。或许，“大河”只是一个传说或是一个美梦？
天气阴沉，小小的火车站周围，是用帆布盖着的一堆堆货物，柴油桶，大豆，钢材，水泥，玻璃，每堆货物旁都支着一顶帐篷，有些帐篷烧了火炉，拉了电灯，有光亮从帐篷的缝隙中透出，可以听到里面有人在谈笑，有些帐篷则黑压压的，无一丝响动。
离帐篷不远，是一个挺气派的大房子，这就是火车站的核心建筑—候车室。
还有15天就是大年初一。
难熬的一晚即将过去，天空已暗暗地透出亮光。
候车室里东一堆，西一堆围坐着灰头土脸的乘客。这些人，基本上来自“南北疆”中的南疆。从塔里木沙漠绿洲中的兵团连队，从库鲁克山中的煤矿，从博斯腾湖的芦苇荡中，做驴车，换马车，“飘大厢”，再转长途汽车，行程上千公里，然后再排几天几夜的队，拿到一张小小纸片，在候车室充满希望地挨冻，再经过火车上几天几夜的颠簸，回到久别的—也许是几十年的“老家”。
偌大的候车室里只有一个铁皮炉子，饶是炉子烧的通红，但候车室里仍然寒气逼人。围着铁皮炉子坐着的是一群操着南腔北调口音的男人，肆无忌惮地大声谈笑着，吐痰，抽烟。其中有一个穿大头鞋，披军大衣的头发乱蓬蓬，留两撇小胡须的大个子分外抢眼，他卷了一支大号的莫合烟，“大喇叭”在嘴唇里忽左忽右，让人时刻担心烧着那两撇胡须，大概烟叶不好，“大喇叭”老熄灭，一旁的一个胖子讨好地不停用火柴去帮他点烟，大个子最后不耐烦了，懊恼地将纸烟掷到铁炉上，纸烟“呼”地腾起一朵火苗，很快就化为一撮灰烬。
这群人霸占了候车室最暖和的位置，都穿大头鞋，有的穿蓝帆布棉袄，有的穿军大衣，眼神精明又有一种见过世面的傲气。候车室里其他人只好不停地跺脚，搓手，悻悻地拿眼角不时扫一眼那帮人，但谁也没有表现出不满。
“妈的，货再不到，走他娘的！”“对头!这样熬下去，硬是大姑娘熬成个老婆娘！”这群人操着各种口音，七嘴八舌地发泄着不满。他们说话的时候，不停地望一望那个大个子，仿佛催着大个子快点表态。大个子眼皮耷拉着，谁也不看，自顾自吹手里的不知谁递来的一碗开水。
“快！快！师傅们，车快开过去，货到了！”一个穿铁路制服的老头冲进候车室，大声嚷嚷着。
不待吩咐，那群人争先恐后地向候车室外跑，转眼火炉旁只剩几个条凳。候车室余下的人愣了一下，立即开始了抢座大战，有用包袱占座位的，有张着两手拦其他人的，有焦急地呼唤小孩的，候车室一时乱成一锅粥。
“让开，让开，加煤了！”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操着一口河南腔，双手托举着一个破旧的脸盆，向人堆挤去。人们纷纷躲避，青年挤进人堆，放下脸盆，脸盆里却是半盆碎石子，青年将脸盆反扣，利落地坐在脸盆上，将手急不可耐地伸向火炉，火炉周围的人们一愣，紧接着笑骂起来。片刻，青年缓过精神，也不做声，从口袋里掏出个馒头，馒头已冻得梆硬，青年随手从地上捡起三块石子，将石子放在炉盘上，然后仔细将馒头放在石子上，慢慢地烤起来。
窗外越来越明了，又一个冬天的早晨来了。候车室的人们纷纷拿出了干粮，填补早已饥肠辘辘的身体。穷家富路，即将回到故乡的人们是对自己慷慨的，他们拿出了各种各样的吃食：咸鸭蛋，锅盔，煎饼，面包，馕……，几天的候车生活已经按照地域、民族、组织等等说不清道不明的凝聚力形成几个圈子，互相谦让着吃食，打听着对方的车次，计算着到家的日期，探听着各地的奇闻异事，整个候车室像个闹哄哄的大市场。
青年已经将馒头煨热，轻轻掰下一块，递进嘴里，半响脖子艰难地一伸，将面团干咽了下去。他的眼睛晶亮，但并没有用那双眼睛看任何人，只是默默地看着手里的那块馒头，仿佛那馒头隐藏了全世界的秘密。
半小时后，候车室里的人们将挤上一节节绿皮火车，奔向各自的故乡；而他将会面对未知的命运，一步步地往下走。
对一个一无所有的人来说，那是个最好的年代。对一个走投无路的人来说，在这里总会找到一条活路。他的人生，将永远地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叫“老家”，一部分叫“新疆”。
“哎，小伙子，装货的活干不干？”候车室里的遇见的一个司机急吼吼地向青年喊。
“咋算账？”
“管两个大馍，一块五毛钱。”
有活才能活，这是个真理。“活”是个巨大的变压器，要把这个庞然大物装到俗称“黑头卡”的老解放上对装卸者来说是个艰巨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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