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正德五年，刘六刘七起义爆发，起义军克济宁后，冲入鲁西南，克十县，其中包括曲阜县。起义军并对距曲阜县十里的阙里（按：孔子故居，代指孔府）进行了大肆破坏。
起义被镇压后，因圣人家被破坏而颜面扫地的朝廷痛定思痛，移曲阜城于阙里，将立于被赏赐的土地中间而无遮无挡的孔府包在新建的城砖石墙内，称新城。原曲阜县城则称旧城。
这大概是中国历史上为了保护一个非王族而修建了一座城的故事，空前绝后。
从正德八年开始一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曲阜近乎等同于孔府，孔府等同于曲阜。
而从唐懿宗咸通年的孔续为曲阜县令开始，曲阜城的县令只有一个姓氏。间或有县令因作奸犯科，失职不法而去职，但因历代衍圣公保举本家任职县令，朝廷一般都给面子，后来就留下了惯例。
曲阜县令虽然被孔氏把持了好几百年，但形成惯例之后，县令与衍圣公的关系未必好——衍圣公手头紧一紧，县令考绩什么的都完不成。
县令为了考绩全听衍圣公也不行，若全由着不着调的衍圣公，履职不力、包庇不法这两个罪名可不小。
此际县令孔贞教并非与孔尚贤本支，他当县令仅仅是因为本家而已，这家伙与衍圣公孔尚贤近乎水火不容。
隆庆年间，因县令孔承厚妨碍衍圣公孔尚贤管理新城，衍圣公奏请朝廷，称曲阜设立知县完全是冗官冗员：意思是曲阜交由孔府代管即可。县令之职竟可以不设。
作为世代公爵，孔尚贤居然要触碰勋戚不得干政的底线，差点捅了全体御史和给事中的马蜂窝。
朝廷讨论半天，给了孔尚贤一半面子。决定从孔氏廪膳生员中选取四人，经过两次考核后，考选一人授以曲阜知县，住旧城。
这知县跟其他知县一样进行考核，与衍圣公管理孔府和孔庙的政务互不干涉。如此，才将管理民事的县令和衍圣公的管辖权分离开。
孔承厚后面两任县令分别是孔弘晟和孔贞教。孔弘晟接任后，对衍圣公言听计从，他当县令的时，孔府中人就是新旧两城以及乡间的土皇帝。
等孔贞教接任，孔弘晟留给他一地鸡毛。新旧城墙年久失修不说，税收被孔府代管，孔贞教的办公经费还得求着衍圣公府手指缝里漏点出来。
这谁能忍？孔贞教还得接受考成法考核呢。于是，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剥夺孔府代收代管曲阜税政。衍圣公也不客气，通知数百顷缴税的孔氏地主，共同欠税。同时，凡佃租孔府地的佃户，丁银只能缴到孔府，由孔府代缴，不得交给旧城。
一来二去，双方斗出真火，衍圣公孔尚贤再写奏章，把孔贞教告了。参他不孝、欺君等三项大罪。要按着罪名来看，孔贞教杀头都是轻的。
上文已经说过，朝廷有言在先，衍圣公和县令职权分开，衍圣公不得参奏旧城知县，因为这是山东按察司或山东巡按的职权范围。
孔尚贤仗着身份乱咬，要按以前朝廷敬着孔府的时候当然没问题，但遇到朱翊钧就出了问题。
奏章留中不说，朱翊钧在早朝的时候对孔尚贤进行了严厉的斥责。骂他辜负了嘉靖皇帝关爱他的圣恩，责令他只管好孔府、孔庙分内之事，其令再敢出孔府一寸，衍圣公就得换人。
孔尚贤从此消停了，孔贞教因皇帝撑腰，反倒嚣张起来，这些年孔府中人谨小慎微，唯恐被他捉了错处去。
在朱翊钧掌权大变法之前，明代的官僚体系是很有意思的，不能用后世的思维去理解。
若按后世人理解，巡抚管着知府、知府管着知县，一级对一级负责，中央朝廷如臂使指。
实际上不然，对于每个县辖区来说，除了皇帝，县令最大——因为县令和巡抚的权力来源一样，都是皇帝亲自任命的。所谓只有分工不同，没有官职高低，这是明代官场处理政务时必须考虑的现实。否则，七品给事中也不能让阁老都忌惮。
知府对县政只有协调、指导的权力，并无实际管辖权。从官员只对权力来源负责的角度来说，县令不听知府的，知府并没有好办法。他顶多上奏参劾知县，皇帝听不听两说——与后世县长选退要经过市委完全不同。
聪明些的皇帝一般都支持官大的。当然也有例外，这就是强项令所在多有的本质原因。
变法之后实施了“火耗归公”，这才从财权角度加强了巡抚和知府的权力。加上上级官府可以在司法案件上折腾知县，政令下达的阻碍才降低到一个可以接受的程度。
总之，在县令立得住的地方，衍圣公这样的公爵，也得伏县令管——这就是“破家县令”产生的体制原因。孔贞教得到了朝廷的支持，衍圣公就老实多了。
因此，皇帝巡幸曲阜的钧令就一式两份，孔贞教和衍圣公各得到了一份——就两人的分工做了明确。孔府之内，归衍圣公府管；孔府之外，归曲阜县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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