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因为老百姓手里的农货没那么多，每日都去市集反而耽误农事。但若是老百姓手里农货足够，不仅自己足够吃了，还有多余交换，否则放在手里就烂掉。如此他们必然有空就去赶集，那时不重生产而在交换。乡市里再以初一十五设集反而不便，改为天天有集，这才是真正的通商惠工。”
“故而农事一日不稳，我们一日不足以谈通商惠工！故而正如孺东兄所言，这尽地力才是天下第一等之学。”
听了林延潮之言，徐光启眼底有一等亮色升起。
林慎，徐熥，翁正春等人也是心悦诚服，明白了他请徐贞明的用意。
徐贞明沉默半天方道：“贤弟之见识，某不及万一。”
“惭愧之余，某想起某少年曾羡班都护，书生投笔从戎，又曾羡荆轲高渐离，狂歌过燕市，而今已经风烛残年，想的只是给后世留些什么。我不图青史留名，只愿有益于子孙就行。”
众人听徐贞明之言都十分钦佩。
而林延潮也是点了点头，从以农为先再到通商惠工，自己的学说也算是跨出了一大步。
这看来没什么区别，但却是坚实的第一步。
为何这么说呢？
儒家强调士农工商等级尊卑来保障农民的利益，而法家则是国家垄断其他一切之利益，来鼓励耕战，
所以在农事上，无论是法家和儒家都是一致赞成的。
董仲舒当年提出新儒学，他明白一个新的学说贸然提起就会引起大的辩论。
所以董仲舒先提出了大一统，大一统是儒家与法家的共识，先取得共识再默默推行自己的主张。
林烃当初得知自己大力推广番薯，感到放心也是如此。
他可能对事功之学并不了解，心底存有怀疑，毕竟从南宋以后，这事功学派已是断代多年，但林延潮的第一步却是得到了他的认可，同时也赢得了很多士大夫的好感。
但下一步怎么走却是两说？
林延潮要以农为先，是为了发展商业工业，按照国富论里所说社会化大分工的细分，提高生产效率才是正途。
但是儒家法家却是通过压抑其他行业来保障农业。这就如同战国时农家的主张一摸一样，农家提倡上至天子，下至百姓，这样君民同耕的办法来鼓励农业，甚至还提及市无二价，也就用统一价格的方式，来保证农业的生产利润。
所以这才是双方的根本分歧所在。
但是无论下一步怎么走，这第一步林延潮算是走成功了。
但是也有美中不足的地方。
林延潮从京里得来的消息而知，这功劳最后被李三才摘了桃子。
番薯是林延潮从番邦引进的，这功劳是跑不掉的，所以林延潮倒是无妨，但徐贞明操劳了一辈子，最后竟落得罢官。
林延潮不明白其中申时行是如何操作的，他也没与自己明言。但林延潮个人猜想过去，应该是申时行觉得自己马上要退了，故而以此为筹码来拉拢王锡爵。同时裁撤徐贞明是天子的决定，所以这个功劳最后不好分给他。
当然还有什么另外的原因，自己就揣测不到了。
一般想到这里，正常人肯定是要觉得林延潮被申时行坑了。但林延潮知道申时行一手和稀泥的好本事，他以后有的是用得着自己的时候，所以一点也不着急。
下面书院准备之事有条不紊地进行中。
在人事上，林延潮本人出任山长。
古代书院的掌教者为何要称山长？这是也有来由的，过去隐居山林的名士称为山人。
山人一贯是隐士的雅称。而最早的书院都是民间办学，故而掌教者不是朝廷指定，都是隐士的身份，因此称为山长。
对于林延潮而言，他看重不是这个身份，对于他而言从官员任上退下后而成为山长，这将会是一段很有意思的人生阅历。
当过官员后，能够知道什么叫以苍生为念，成为书院讲者后，方体会盼君成才的心情。无论在庙堂还是在江湖的经历，对于林延潮而言，都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而书院比起两个月前，也是有了惊人的变化。
原先书院只是三元坊里几处不起眼的民宅，但现在外头已是立起了黛瓦白墙。
书院大门上书写着‘鳌峰书院’几个字，外头是闹市喧哗，结庐在人镜。进了书院大门后，却是另成一片天地。
书院的中心即是崇正讲堂。虽说林延潮开办书院，但却没有在书院中心的标志建筑上标注上学功，事功等字样。他一贯的主张是希望书院的学风能兼蓄并包的，墨，法，理，心，事功各家学派在这里都可以敞开来讲。
所以学院里的名字都是由下面的讲者议定的，林延潮丝毫没有干涉。
这崇正讲堂即是书院教学，讲学，会讲之处，学功讲堂的右侧即是藏书楼，藏书楼为书院最高建筑，一共上下两层，其余地方多建有书斋。
书斋是作为学生居学之用，书院有四间书斋分别是致用斋，崇德斋，敦复斋，笃定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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