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战争中的利义之辩，后世孟子曾有过一个说法。
孟子认为墨家制止战争的说辞，过于功利，尤其是当年墨子制止齐鲁战争的那番话，除了谈义之外，还站在齐国的角度上仔细谈了谈利弊，认为齐鲁战争齐国不会得利，反而可能会遭到魏楚韩越的外交压力和孤立。
但孟子认为这样说是不对的，不能够谈利，因为谈利的话战争永远没有终结：今日无利便不战，明日有利又该怎么办呢？所以要谈义，要谈仁爱，唯有如此，才能够终结战争。
泗上墨家虽然经过了适的修正，但在义利这件事上，尤其是战争即将爆发的前提下，除了谈义，更多的是利。
秦国是否结盟，泗上不在乎也根本不想和秦国结盟。
报纸上的言辞也不可能触怒秦国，从秦国的政策上可以看出来秦君和吴起等人很明白，真理越辩越明，他们不会选择辩论，甚至不会在言辞上反击，只是在渭水以西禁止墨家、纵横家、儒家、杨朱的学说传播。
既是要谈利益，秦国很清楚自己在可能爆发的第二次中原大战中的立场。
中原的事，此时的秦国尚且没有资格参与，地理位置决定了秦国得不到西河之前永远会被困在西陲，远离中原。
秦国使者已经知道了泗上的意思，也明白了泗上总动员的目的：不战而屈人之兵。
欲不战，必要做好战而胜之的准备，这是秦国使者极为佩服的一点。
在观察了一下泗上的军备情况后，他更确定如果只是围绕着宋国开战，只怕魏韩都要被拖垮，那无疑是对秦国最为有利的状况。
不久之后他就要返回秦地，时间还有很多，魏楚韩如果真的决定在宋国开战，至少也得准备一年的时间，这一年的时间足够秦国调整自己的战略方向。
但无论打还是不打，对于秦国都是好消息，无非就是大利和小利的区别罢了。
打，自不必谈。
不打，经宋国一事，魏韩都需要在东线部署大量的兵力、牵扯极多的精力。
…………
在和楚国使者以及秦国使者交谈之后，泗上长袖善舞的外交政策也继续盯向了另一个国家。
几天后，宋公和宋国民众请求墨家出兵平叛的书面文件抵达泗上的同时，一队泗上的时节大张旗鼓地前往已经衰落的郑国。
同一天，泗上这边约见了韩国在这边的长期使节，谈了一下泗上对于宋国事的态度——宋地的事由宋地人民决定，就像是负黍的民众选择归于韩国使之免于战争之苦。
约见之后，泗上的外交方向就朝着继续瓦解魏楚韩可能同盟的方向而努力。
绕开了魏国，泗上直接派出使者前往郑国，也就是前往韩国认为是自己的盘中餐的势力范围的郑国，用最大的阵仗刺激一下韩国。
自从十余年前驷子阳政变被杀、驷子阳余党杀死郑公、魏楚争霸楚国战败、郑国一分为三之后，郑国就是卡在魏韩关系中的一根无法取出的鱼刺。
当年对楚战争、和干涉齐墨战争，以及赵国继承权战争中，魏国为了获得韩国的支持，以及继续维系双晋同盟，默许了韩国对于郑国的蚕食。
一分为三的郑国，魏国吃掉了一部分，打穿了大梁和河东地的走廊。
剩余的部分，韩国吃了大半，剩余的郑国国土还在魏韩楚的夹缝中存在着，这里面魏国不想要直接吞并郑国因为那样魏韩关系会极度紧张，当然也不希望韩国吞并郑国。
郑国和韩国死仇，郑公死在了韩侯的剑下，驷子阳从七穆中脱颖而出，就因为他是坚定的主战派，煽动了国内民众的情绪，获取了支持，从而一直把持着国政。
驷子阳之死，也正是因为他想要谋取郑国独立自主的地位，最终在国内反对者和国外势力的联合绞杀下死无全尸。
郑公被子阳余党所杀，郑国分裂被魏韩瓜分了大半土地之后，剩余的郑国土地仍旧坚持和韩国作战。
十余年的时间，围绕着负黍郑韩之间爆发了几次战争，几次易手，凭借着驷子阳变法留下的底子，郑国有胜有负，再加上这几年楚国北进、泗上西进导致的外部局势紧张，为郑国分担了极大的压力。
不久之前，负黍本地的人在韩国的煽动下集体叛郑，因为连续十几年的战争，使得那里的百姓不想要再打下去了。
郑国已经衰落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再打下去也没有意义，韩国势大，数年间围绕着负黍死了太多的人，韩国利用民众的这种心态煽动了叛逃得到了负黍，也使得韩国得到了颍水北岸重要的桥头堡。
魏国对于韩国的动作很是不满，并不希望韩国一步步蚕食郑国，因为韩国强大的话三晋同盟便再无可能，三晋同盟的基础必须、也只能是魏强韩弱，二晋压赵形成三晋同盟。
因为魏韩需要共同面对楚国和泗上的威胁，赵国躲在后面，出工不出力，而且每次分配利益的时候都在中原地区排挤赵国，这使得实质上的三晋同盟就是魏韩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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