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支持楚王变革一派的中坚力量是士阶层，但大司马并非是士出身，而是大贵族，若不然也不可能身居大司马之职。
但楚司马是楚王两代一手提拔起来的，又和那些传统大族并不相合，对于楚国的变革以及楚王的政策还是支持的，算的上是楚王的肱骨。
楚国的士阶层和天下别处一样，其实是有两种士的。
一种是有封地、或者领取俸禄禄足以代其耕的经济属性上的分封建制的士；另一种就是如今天下遍布的游士。
譬如适，就他那个出身，和士这个身份八竿子打不着，但自从加入墨家之后成为了墨子的弟子，那么他就算是广义上的士。
再如后世的苏秦，年轻时候穷的嫂子横眉冷对，佩戴七国相印归乡感叹，当年要是自己有二百亩地一头牛，哪里能混成今天这样的成就呢？
楚国士阶层力量的崛起已经很久，但一直难以和真正的大贵族抗衡，历史上吴起的惨死也印证了这一点。
楚国自从大梁榆关惨败之后的变革，实赖墨家之力颇多，不少墨者接受了组织的命令而在楚国出仕，充当一些基层官吏，担任楚王新军的教官。
这其实算是一种交易。
墨家帮着楚王编练新军、在楚王可以直辖控制的部分土地上担任官吏推行一些变革政策；楚王默许墨家在楚国传播道义、授予墨家一些工商业品的免税权。
墨家又不是忽然出现的，百家学说的传播在诸夏诸国本来也是一种传统，在墨家的各种“极端害天下”的道义出炉之前，哪一个诸侯也没有认识到这种学说传播的可怕之处，因而并没有禁止。
再一个就算禁止也管不了，不说别的，就楚国连中央集权、掌控令尹这样的事都做不到，却妄想楚国能够严密地控制基层严禁继承下各种道义的传播和结社，那实在是做梦。
到现在，泗上墨家已经露出了獠牙，而且这獠牙上面丝毫不掩饰沾着的血迹，楚国的统治阶层也开始慌张了。
墨家对楚国的渗透可谓是不遗余力。
靠近泗上、淮水的地方，物质诱惑、救灾救人，俨然承担起第二政府的职责。
远离泗水、但经济发达的南阳地区，开挖铁矿、发展工商、传播学说、听者塞途。
靠近南海的苍梧洞庭，商贸往来，络绎不绝，边境合作，修筑运河。
各种楚国出身的墨者不断地派往家乡活动，在高柳立下赫赫战功的屈将子直接调回了楚国主持楚国墨者的一些工作，以至于一些村社已经出现了类似于当年邓析在郑的场景：有问题、有矛盾，不找当地政府，却找墨家在当地的基层组织解决……当然，就楚国的集权程度，也谈不上什么当地政府。
更有甚者，于鄢郢，号称墨家有令，市井游侠十有七八皆以命从。
楚王的变法，变得有点快，有点狠，其实超出了楚国的正常变法速度，因为墨家给了楚王不少的贷款，这使得楚王和贵族的矛盾激化的厉害，而楚王又不怎么太敢于招惹墨家。
这不是说招惹了就赖钱不还这么简单，而是招惹了墨家切断了后续的贷款，资金链一旦断裂，之前在贷款扶植下铺下的过大的摊子就要反噬。
这几年总算是收到了变法的成效，多多少少开始有了盈余，这腰板儿也便硬了几分。
然而墨家从始至终都没对楚王、甚至于任何一个诸侯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拖延时间只是为了更为有利，也是为了整个社会的发展进步有工商业者市民暴动的基础。
这一次楚国和墨家算不上决裂，但也差不多了，楚国大司马很清楚这一次参与会盟，下一步就是将楚国一些公开活动的墨者礼送出去。
楚王已经感觉到了墨家的威胁，但楚王对于墨家的威胁，还停留在泗上是个新崛起的诸侯这种想法。
因为在这之前，从未有过某个组织或者学派能够跨越数百里同时起义的能力。
历史上要做到这一点，得等到“苍天已死、黄天当立”，三十六方有组织地同时暴动的时候。
既此时无这样的历史，便没有这样的经验，实在是难以面对。
要把墨家看做泗上诸侯，那么楚国大司马这一次前往魏韩参与会盟、组织防御的策略其实是没错的。
楚国这么大，郢都那么远，楚国从未考虑到墨家会有一举灭楚的野心，这实在是有些超脱楚国的认知。
对楚国的威胁，在外部看只有三个方向。
鲁阳南阳一线；大梁榆关宋国一线；淮水大别山一线。
前者不必谈，那是三晋和楚整天打仗的地方。
大梁榆关宋国一线，是晋楚争霸的主战场。
淮水大别山一线，那是当年吴夺郢都的教训。
但其实在楚国看来，吴楚之战的淮水大别山路线是不可复制的，尤其是现在的泗上墨家不能复制的。
当年因为夏姬事件，申公巫臣叛楚，教授了吴国车战，吴国其实也就是晋国培植起来的一个牵制楚国的外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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