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齐国这几年的日子过得也是相当不好，内忧外患。
墨家对齐国采取的政策是经济掠夺，而且又因为齐国的分封建制的制度，使得出现了“财富归墨、黑锅归齐”的局面。
齐墨战争之后，实际上齐国从经济基础上被分成了两个部分。
一个是济水以南的齐国西南地区，这里被墨家占据之后，以秋风扫落叶的暴烈手段摧毁了这里的封建制度，土地划分给农夫并且为之后的暴烈土改提前演练。
战争结束后的谈判上，田氏捏着鼻子承认了所有的新地契，代价是墨家退出济水以南的齐西南地区。
这种情况下，济水以南的齐西南地区本身就适合耕种，从而使得小农自耕农农业成为主流。
这里是作为泗上的“市场”存在的，自耕农的消费能力是封地农奴的几倍甚至几十倍。
齐国要回了这里，可也只有名义上的治权，实际上原本的旧的统治基础被粉碎，使得齐国在这里说话完全不如在城邑村社里密布的墨家的基层组织有效。
要贷款，找墨家；要铁器，找墨家；要解决纠纷，找墨家组织……
齐国在这里的存在极为尴尬，就剩下个收税。
然而齐国在这里收十个钱的税，泗上的工商业就能在这里赚取三十个钱的利润。
可利润买卖这是自愿的，收税却不是自愿的，再说墨家一直在讲税收的用途，齐国却偏偏又没干，这使得齐国在这里背着的是骂名。
而在济水以北以及齐国的中心地区，又和齐西南地区是完全两种模式的经济。
本身齐国西南地区原本都是鲁国的地盘，齐国对于这里的人不信任，之前就是让他们多缴税而少服兵役。
齐国的中心地区贵族制度极为浓厚，田氏靠着多生孩子占据封地的家族流取代了姜齐，这么多的亲戚不内斗是不可能的。
田和田昊兄弟俩搞死了其余的兄弟，两个人最终也闹翻，可是齐国的统治基础并没有发生变化。
齐墨战争之后，田氏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弄清楚谁是敌人、谁是朋友、谁是可信赖者、谁是不可信赖者、谁能够支持他们的统治。
论变革，利万民，田氏明白自己怎么做都不可能比墨家做的更激进。
而齐西南地区之后的表现让他们确信，变革变革，越变这些民众越不要脸，所求的就越多。
齐墨战争之后，齐西南地区可谓是齐国变革最为剧烈的地方，民众得利最多的地方，但也是民众要求深入变革呼声最高的地方。
反倒是仍旧在旧制度统治之下的中心地区，那里的农夫和封田农奴比起齐西南地区苦多了，可那里反而更加安静一些统治起来也容易。
田氏明白，必须得和贵族治邦国，因为走另一条路的话根本争不过墨家，最后得罪了贵族、又没有获得新兴知识士人商人的支持，反倒是不利于统治。
田氏代齐为自己找的法理，是五行五德之说，这又使得出现了很多尴尬的选择。
炎黄之战，黄帝战胜了炎帝，因为姜齐是炎帝的后人；陈田是黄帝的后人，所以田氏代齐是为天命。
这种天命，就使得齐国必须依靠贵族来统治，继续维持尊卑有序的秩序，而且墨家咄咄逼人的态度以及齐西南地区的情况，都使得齐国没有别的选择。
为了团结贵族使之认可齐国的统治，就必须要给贵族足够的利益。
齐国的君权需要集中，但却又不能够认可尚贤之说，因为尚贤再往后推，墨家的学说集中之地又距离齐国太近，尚贤再推理一下就可以推出君主世袭也是不对的。
原本历史上齐国举办了稷下学宫，使得各国的游士都往齐国集中，可以选拔人才，从而用官僚逐渐取代世袭贵族以求变革。
可现在天下的学术中心在彭城，游士们当然愿意选择听起来更有道理、更为平等、机会更多的墨家学说，前往彭城游学或是学习知识或是想办法出仕。
如此也断绝了齐国这种依靠游士加强集权的可能。
最终齐国选择的道路，就是和贵族达成一种妥协：齐国从贵族手里收取一定的税费，给予贵族在东部土地上在封地上的更多权利，田齐建立一支常备军，而宗法制下贵族无法继承的庶子可以前往军中任职，或者成为中央的官吏。
管子学派又是倾向于允许出售虚爵的，而一些商人又缺乏贵族的名分，使得田齐为了发展工商业，允许商人花钱买虚爵身份，或者是允许商人开矿、办盐场等，而且允许这些买到了虚爵贵族身份的商人驱使一些封地农夫的权力。
田齐想的也很清楚，让庶农工商得利，他们还是会选择更为激进的墨家，而且越是得利力量越强，反倒不利于统治。
而在对抗墨家这件事上，田氏和齐国贵族有着广泛的利益一致性，而且大部分贵族其实都是田氏的分支，在大利益上可以妥协。
为了加强法理性，搬出了五德之说炎黄之争后，田氏又命那些分出去的贵族们冠以“轩辕”为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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