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天我和苏老二等人在那沟边扒沟崖儿，远远地看见林业队长康二功领着林业队的人从沟里走了上来，只有康二功空着手，其他的人都是两个人抬着一个大筐子。
当那一群人走近的时候，我们几个小孩子都闻到了那一股甜丝丝的清香味儿，便不约而同的朝那路口跑去。我们看得真切，那群人共抬了三筐子“花红”，那是介于苹果和桃子中间的一种果子，个子比苹果和桃子小，早于苹果和桃子成熟，长成的时候也不发红，最多是发一点黄的颜色，那果子特别的脆甜，应该是最古老的物种。
那时候的人不懂科学，不知道嫁接和改良，就那样让它自然的生长，所以产量很低。
听老辈子的人说那一沟的花红树是苏老二的老爷从南方带回来的树种。当花红果子成熟的时候，那香甜味儿都能把南坡的石头熏成甜的。
我们几个小孩子都伸长脖子朝那筐子里看，若是嘴合的不严那口水是一定会流到地下的。我们谁也不敢在筐子里面拿一个花红，只是看着解解眼馋。
康二功把我们每个人都瞅了一遍，然后他用手在那一个筐子里捡来捡去，最后给我们每一个小孩子分了一个，还没等康二功走过去，我们都把他吞在了嘴里咽到了肚子里。
一年一年那抬到西场里的花红也不知道都弄到哪里去了。
小的时候看京剧样板戏《红灯记》里面有一句台词叫“提篮小卖拾煤渣···”，那是真实的事情。
六七十年代的农村，看不到像目前这一个社会里“垃圾堆”的样子，往往是在一个街道的尽头或者沟边儿，远离人们生活的偏僻处，人们都自觉不自觉的把生活的垃圾倒在某一个地方，那时不叫“垃圾堆”，叫“末子堆”。那“末子堆”增长的速度很慢，长年累月就是那样子。那堆上只有布条条儿，树枝树叶等，最多的是人们用过的煤渣。所以农村有很多地方就因为常年是“末子堆”而取名叫煤渣坡儿，煤渣场，煤渣沟，煤渣路，煤渣弯儿，煤渣谷堆·····。
苏家屯最大的一个“末子堆”就在东面“黑眼沟”的沟边，那一个地方相对其它地方坡度较缓一些，离街口最近。也不知道是从那一辈人开始的，人们便把“末子”从那个地方往那沟里倒，那些“末子”便顺着那较缓的沟坡儿早都流到了沟底，沟底就是林业队经管着的“花红园”。
我和苏老二经常在那一个“末子堆”上，把别人家倒出来的煤渣里边没有烧透的煤块捡出来，高高兴兴地拿到自家又倒进“砸煤池”里进行第二次利用。
在我的记忆里，那时油漆叫洋漆，火柴叫洋火儿，做衣服用的布叫洋布，铁钉叫洋钉儿、煤油叫洋油，玻璃灯叫洋灯、香皂叫洋姨子，肥皂叫洋碱、母亲缝衣用的线叫洋线、吃饭用的铁碗叫洋瓷碗，糖块叫洋糖·····。
记得很清楚，我俩往往各自拿着一个洋漆桶，桶的大小和现在的差不多，是铁纸的，很结实，一回只要能拾一桶“煤渣”都算是收获颇丰了。
那年秋天的下午，我和苏老二又偎趴在那沟边的煤渣坡儿上拾“煤渣”了，现在想起来很像影视里那些地质工程师在大山里寻找矿石的样子。我俩捡一块儿大一点的煤渣，就在身子下面的石头上磕磕，把每一块儿包在外面的煤渣磕的露出黑色的煤块儿，便放进自己的洋漆桶里。
我俩捡煤渣是很认真的，都有一种自私的把身子周围的煤渣占为己有的感觉。所以，谁也不多说一句话，就像是“鸡子刨食”的动作和频率，用手指在那煤渣堆上抠来抠去。开始的时候我俩的位置是平衡的，一会儿苏老二又摸到了我的下面，捡着捡着我的身子不由得朝下滑去，我嘴里一边吆喝着“唉唉唉唉唉唉····”，但身子下面的煤渣就像是一个个园钢珠子，我的身子就在那一个个“钢珠”上朝下滑动一点儿也控制不住，并且一下子撞在了苏老二的身上。就这样我们两个人一齐“哗哗啦啦”朝沟下滑去，滑着滑着我俩便在那坡儿上打滚儿，当我们的身子遇到障碍的时候，我们又在那坡儿上翻筋头。
随着我俩身子的下落，那煤渣坡儿上掀起一阵阵的尘土。等我俩掉到了沟底，睁眼儿相对一看，两个人早已成了土人，手里都还掂着那个洋漆桶，但桶里拾的煤连一块儿也都没有了。
忽然一阵花红的香甜钻进我们的鼻孔，我俩不约而同的抬起头，看见我们的头顶上还摇曳着挂有花红的树枝，好长的时间我们两个都不知道下一步要干什么，那几个发黄的花红就在我俩的眼前晃来晃去，我的嘴里就要流口水了，当意识到那几个花红用牙咬开肯定是很鲜美的味道的时候，我第一个冲动就是要站起身来把那树枝拉下来把那一个果实摘下，但我们两个都试图站起来的时候却因为身体的疼痛而没有站起身。
世上是有“为嘴伤身”一说的。无论身上怎样的疼痛也挡不住嘴馋所激发的动力，片刻地整理了思绪和姿势，我俩双手按着地从地上站了起来，当伸出的两只手就要接触到那一个花红的时候，忽然听到空中有一个人严厉声音：“那是队里的花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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