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青的时候，总有那么几次改变自己命运走势的机会。
而这个时期往往也是最会犯选择性错误的时候。
我也一样。
命运对我并不薄，给过我多次机会。
都是因为自身的原因，这些机会都与我擦肩而过。
十五岁时考初中中专那一回应当属于心智还不成熟，根本没有好好准备。
十七岁时考高中中专属于叛逆期，基本上是自己放弃。
二十岁第一次考武警学校，虽然已基本成熟，也有认真的准备，但是没有把握好临门一脚，伤在那条该死的右腿。
本质上还是心智问题。
那天既不应该穿中跟尖头的布鞋，更不应该任性地疯游西湖。
关于上次考试伤腿的事情是我在这一回再次复习迎考的时候，黄所长亲口告诉我的。
我认为这是他作为领导和长辈对我的提醒和关照。
我和刘仕军就一直在他的文书办公室一同复习。
所里的同志工作之余都会来串一下门。
“未来的大学生辛苦了！”
他们会调戏我们一下，也是一种鼓励的方式。
然后，坐一会聊些案件八卦，有时诉点苦经。
我们反正有听没听地搭个话，也借机放松一下脑子。
学习并不比办案轻松多少！
黄所长也会过来关心我们一下。
“复习得怎么样了？”
我们回答得也很谦虚：“重在参与。”
“你们要为我们钱仓所争光！”
所长很认真，我想这是他的心理话。
培养干部、培养人才是部队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最实际的思想政治工作。
后来我了解到有些考生多的单位专门聘请好的老师，给大家集中辅导复习。
关于考试的通知文件中也有这样的要求。
黄所长有一次也是在这样的场景下问我：
“去年考试，你认为考得怎么样？”
我不明白他问我的意图，很随意地答了一句：“还好吧！自己感觉考得不差的？。”
“招生的老师有没有说你什么？”
“没有啊！”
他这一问，令我想起有一场考试时的一个情节：负责给我们带队的那个老师走到我考桌旁，拿起我放在桌上的准考试很仔细地看了一会，好象还拿到考场外去过，最后放回我桌上。
当时我没在意，以为是核对我的照片。
我把这个情况说给黄所长听。
他笑了一下，对我说：
“他们电话打到支队来问，你的右脚近期有没有受过伤？”
“支队又打给大队。大队打电话来问我。”
“那你是怎么说的？”我急急的问他。
黄所长很大声地告诉我：
“那我肯定说没有罗！”
“你不知道我为了食堂引火柴，上山砍松枝时拐了右脚的事情？”那时和所长讲话己经蛮随便了，我带了点责怪他的语气。
其实我也知道他是为了我好。
“那都是老伤了，我怎么会想得起来。”
他说的一点没错。他怎么会想到我狂玩西湖以至右脚旧伤复发的事情呢？！
“这次一定要考上！过去的就别去想了。”
黄所长一再地鼓励我，语气就象他教育自己儿子那样，让我心头一阵阵发热。
刘仕军也在一旁煽风点火：
“张班长很厉害的！我做陪伴，他一定考得上的！”
刘仕军说的也是实话。
虽然我比他早毕业两年，但经过一段时间复习，明显看得出他的数学基础比我差得多。很多题目他都得问我。
他来当兵时没带高中时的书，是我专门又去找了乡里中学的那个校长，让他向他曾经的学生把用过的书借了一套给我们。他还帮我们找了一些资料，对我们帮助挺大。
我这人非常愿意帮助别人，在学习上也一样。我根本没有把刘仕军当作竞争对手，毫无保留地帮助他。
他当年虽然没有和我一起考上，但提高应该也是很大的，为他第二年成为我的校友学弟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在我们复习迎考期间有一件事在我记忆中也是很深刻的。
有天下午，值班的徐松伟向所长汇报：“屿岙村打来电话，村里有一具尸体，叫我们去处理。”当时我们都听到了这个情况，以为出了人命案，紧张地跑到所长那里。
所长问了一下具体情况，原来是渔船从海上捡到的。
渔民把海上发现人的尸体，称为捡到“宝贝”，绝对不能视而不见，而且必须尽一切努力运回陆地。
所长当即向县局刑侦队作了汇报。
他们要求所里派人先去看，如果没有特殊的伤痕，拍照记录后就地处理。
所长当场传达了县局的意思，我自告奋勇要求前往。
刘仕军也很积极要求随同拍照。
最后所长指派我带了3个人去屿岙。
转过屿岙村那个山坡，就有两个村里人等在那里。
他们陪我们到放置尸体的地方。
那是一块位于马路上方的山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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