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州军和益州军收拾兵马向南出发。
因为知晓了袁术的兵将会前往河南尹，故刘琦没有再次从鲁阳的方向往南阳回撤，而是稍稍的绕了一点远路。
他计划先将兵马开奔往司隶以西的嵩县，在那里驻扎休整之后，再沿着伏牛山脉南下，出了司隶境后，再在湍水旁驻扎。
湍水有七条支流，其中有一条支流名的源头是后世的排子河，沿之南行最终可过襄樊之境，以其为地标路线南行，既不需担忧与袁术的主力军相撞，也可以水为基，沿途在水边的各处村寨寻找军中需要的补给。
刘琦临行前，夏侯惇代表曹操来见他，请他代为催促刘表，请荆州方面尽快再次上奏疏声援袁绍。
刘琦应允。
另，夏侯惇询问了关于刘琦的南归路线后，遂请刘琦在伏牛山驻扎静候几日，袁绍那边不日将有谢礼相赠。
毕竟，陈留系的三支兵马在阳人，皆是荆州一方供养粮秣，而荆州一方实际上还是袁绍要拉拢的对象，袁绍自然不可能让刘琦这么空着手回去。
但若让刘琦一点不知道内情，似乎也与理不合，夏侯惇遂向刘琦解释道：“先帝所承认的南匈奴人栾提于夫罗，已盟誓依附于袁公，其纳匈奴种马与袁公以示其诚，袁公感公子谏言友好之德，将转赠五匹与公子。”
此言一出，刘琦对袁绍算是有了更多的认知。
天下楷模实非等闲，旁的不说，单冲这份仗义疏财的胸襟，便值得关东各路郡守甘愿为之投效。
难怪袁术怎么也比不上他。
五匹匈奴种马，表面上听着不怎么样，但实际上却是不小的手笔。
《资治通鉴·汉纪五十》中，有一段文是：孝灵皇帝中光和四年，春，正月，初置騄骥厩丞，领受郡国调马。豪右辜榷，马一匹至二百万。
也就是说，差不多在十年前，东汉政府需要从民间调马的时候，是二百万一匹，当然既是政府调马，其选品也一定是民间最优良的好马，普通的驽马想被征调也没机会。
但即使如此，在没有爆发黄巾起义，董卓乱政的时期，朝廷调好马的价格就能达到二百万……而十年之后，因为战乱而导致资源匮乏，外加董卓乱政铸小钱流通民间致通货膨胀，现在的一匹好马价值又能为几何？
特别还是匈奴马的种马，这可不是你在民间花钱就能买到的。
从这点来看，袁绍算是挺够意思的，至少面儿上做的漂亮。
……
随后，刘琦和贾龙合兵向南，在湍水附近驻扎等待袁绍的消息。
而期间，刘琦也收到了蔡邕的来信，说他已经派遣心腹之人前往陈留取书了，但两万卷典藏实在太多，少说也得用几十辆车载运，如此大规模的迁货，怕是会引起觊觎。
因而蔡邕想请刘琦派人接应一下。
去陈留接书的任务，在刘琦看来，自当由典韦前去，最为妥当。
陈留大豪侠的名头在那摆着，一个为了报仇连退休县长都敢杀的牛人，谁敢觊觎他的财货？
要钱要命？
至于典韦率人入陈留境内没有符传的事，眼下对于刘琦而言也不难办。
他置书一封给夏侯惇，请他说于赵宠，转请陈留郡守张邈通融此事。
再怎么说，自己现在也是袁绍需要利用的人，身为袁绍支持者的张邈，不会因为一个他瞧不上的典韦，而不给面子。
大家都是上位者，胸襟还是有的。
……
就这样，刘琦开始在湍水之边扎营静静等待，期间，他派出了大量的探子，去往司隶境内探听情报。
重大事件的消息一件一件的传来，司隶境内的政治军事行动每日都在快速刷新，可以用日新月异四个字来形容。
初平二年，辛末年二月，袁绍，袁术，刘虞等人皆至缑氏山附近，派使者与董卓议立陈王驻东京事。
辛末年二月十六，董卓妥协，正式下诏两京同朝，特批陈王刘宠以诸侯王身份，代天子入驻东京雒阳。
但董卓却坚决没有承认陈王刘宠的储君身份。
这是董卓的底线。
辛末年二月十八，朝廷下诏敕令诸郡守撤兵出缑氏山，各返其地。
以袁绍为首的诸郡守虽接诏，却未遵循。
辛末年二月二十二，荆州刘表的上书抵达雒阳，附议袁绍之策，再加上刘虞亦是随袁绍同至，护君联盟等同于是承认了袁绍这次的功绩。
袁绍的声望再起，反客为主，重新力压于袁术之上。
辛末年二月二十四，袁术与袁绍议陈王刘宠驻京的“车骑仪卫乘舆规制”以别尊卑之序时，因意见相佐，二人当着众人之面互斥，甚至拔剑相对，险酿出火并之患。
一个王储的乘舆规制，自然不需要袁氏兄弟这般上心，这只不过是一个借机爆发的小小契机而已，连导火索都算不上。
二月二十五，袁术带领孙坚分兵缑氏山，操演兵将，以兵威震慑袁绍，与其分庭抗礼……袁氏兄弟正式交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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