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原来的工作安排，这一段时间，一直到春节前，大历县公社干部都是以收缴税费尾欠为主，兼顾其他事情。
然而，第二天县里面的一个电话通知，将这些计划打乱了。易大伟接完电话后，一边在嘴里嘟哝着“计划总是跟不上变化”，一边走出了公社话务室。
几分钟后，易大伟在会议室主持召开公社两委会议，传达县府分管农业的副县长田广越的电话通知精神。
通知说，十天后，县里对全县冬季农业生产进行全面检查，重点检查各公社书记、主任和分管农业的副职三人冬季农业生产联系点，和国道、省道、县道“三道”两边的冬季农业生产情况，以迎接一个月后地区冬季农业生产检查组的检查。
分管农业的副主任刘有成对全公社的冬季农业生产情况进行了汇报。
不汇不知道，一汇吓一跳。
全县冬季农业生产动员大会后，大历县公社也及时召开了全公社的冬季农业生产动员大会，把县里分配到公社的任务，也照葫芦画瓢分到了各个大队和驻队公社干部的身上。
但是一个多月过去了，全公社依然还是一块块的坂田，干干净净的，一片古黄色，除了收割晚稻时留下的一株株禾蔸，几乎难得寻找到一点绿色的生命迹象。
大历县公社在1819省道两边的大队竟然有整整十个，长达十多公里！县道两边更有十三个大队。省道、县道两边目光所能及的稻田，牵涉到数千亩水田。
按照县里的要求，这些路边的田是必须无条件种上冬季作物的，种不下冬季作物的，至少要把那些还没有种上冬季作物的坂田翻挖过来。
更要命的是，易大伟、艾晓旺和刘有成三个人的冬季农业生产点，既没有示范，更不是样板，只是稀稀拉拉的种了一些蔬菜，根本拿不出手给领导看。
看来，这次挨批评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了。
易大伟说：“大历县公社的老百姓，历来都是把冬季作为冬闲农闲的，就是搞集体的时候，也很少种哄么冬季作物，最多是铲铲草皮，烧烧火土灰而已。”
的确，农村实行包干到户后，农民们便是我的田土我做主，种哄么，种多少，都是自己定的，是种田种地养鸡养鸭，还是办厂开店外出打工，是劳动还是休息，也都是他们自己定的。在这一点上，农民是高兴了，自由了，解放了，做主了，但公社干部却从此被动了，麻烦了，为难了，无奈了。
农民们一家一户，承包的田土，少则也就一两亩，多则也不过四五亩，种完两季水稻后，除了在自己的自留地或菜园子里种一些蔬菜保自己吃外，晚稻收割一结束，宁愿在家扯胡子打扑克，围着火炉喝茶扯淡谈白，也不愿搞冬季农业。
这倒不是说农民太懒，也不是说农民不想增收，而是冬季农业实在没有哄么可种的，收入也很不起眼，有它不多，没它不少。再一个方面的原因，就是种出了东西也卖不脱，变不成钱，大多数烂在地里田里，最多是喂喂猪。第三个原因，就是现在有饭吃了，白天有酒喝，晚上有奶摸，比较自我满足。
但国家、省里、地区和县里却不是这样想的。他们认为，冬季也是一季，如果把晚稻收割后的稻田利用起来，种植豌豆、禾根豆、饭豆、蚕豆、荞麦、油菜、蔬菜、红花草籽、兰花草籽等等，把一家一户种的这些，汇总起来算算总账，那就是一个不得了的数字。
于是从上到下，一级抓一级，一级更比一级重视，一级更比一级要求严格，一级更比一级厉害的部署安排和督促检查冬季农业生产。
农户们算的是，种出这些东西来后，吃不完卖不掉，有有的虽然可以作绿肥，但效果并不十分的明显，这就导致了农户与国家、省里、地区、县里、公社之间截然相反的看法。
“我们公社夹在中间，”易大伟说道，“上级层层下压，我们也只有压农户。而分田到户后的农户，已不再是搞集体时的农户，他们不但可以不听，还可以说我们甚至骂我们是搞形式主义，是搞劳民伤财，我们就成了钻进风车里面的老鼠，两头受气，又成了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
“但是，不管两头受气也好，里外不是人也好，公社作为党和国家最基层的一级党组织和政权机构，是不能不服从上级组织的安排的，是不能不在所管辖的地盘上有尽其所能所作为的，因此必须端正态度，采取有效措施，按照上级的要求，切切实实的抓好冬季农业生产。”易大伟加重了语气。
“从今天开始，所有驻队干部都要转向抓冬季农业的生产，下死决心突击半个月，把该种的田块都种上冬作物，实在种不下的田块，就动员一切力量，把它翻挖过来。”易大伟开始安排工作。
“一是重点抓好我、艾晓旺、刘有成三个点的冬季农业，二是抓好省道1819线两边十个大队的冬季农业，三是兼顾县道两边十三个大队的冬季农业，不在省道、县道两边的大队，由各大队负责各自的冬季农业。”易大伟进一步安排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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