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不能怪他们反应这么大，如果说，在此之前的奏对，都是天子对余子俊和王越二人的考校的话，那么，涉及到了商税，事情就变得复杂了，不是两个刚入官场的新人能够考量周全的事。
商税的问题，由来已久，大明低商税的策略，本质上是重农抑商的一系列政策中的一环，如果单独看三十税一的商税的话，的确是非常低的，可问题就是，商税的收取，涉及到具体执行层面上的问题。
大明重农抑商，但是这个抑商，抑制的是专门从事商业的商人的数量，而落到具体执行上，如果要收商税，就存在一个问题，到底是按照产生交易来收取，还是按照商人这个职业来收取。
前者显然是不现实的，因为程序繁琐，而且，朝廷不可能控制所有的贸易行为，成本太高。
所以实际上，现在大明收取商税的方案是，按照关税和商人身份结合来收取，首先需要清楚的一点就是，像是老百姓自己种菜养猪，然后拿去贩卖的行为，虽然属于贸易，但是，并不纳入商人的范畴，因为，他们仍然从事生产，而朝廷抑商，打压的是专门低买高卖的大商人。
在此基础之上，第一步就是控制商籍的数量，不同的户籍之间，转籍的条件非常苛刻，只有获得商籍的身份，才可以进行跨区域的贸易，然后就是收税的问题，商税的具体形式，一般是关税。
朝廷会在城门或者要道设置钞关，非商籍的情况下，在钞关就会被扣下来遣返，持有商籍的商人，经由钞关时，按照运输货物的价值，缴纳商税。
如此一来，大商人的数量会得到有效的控制，而商籍就是卡死大商人数量的枷锁，在此基础之上，商籍出身在科考，服制上都有很多的限制，这种情况之下，商税对于朝廷来说，无论是三十税一，还是十税一，区别都不大。
相反的，如果税率过于沉重的话，那么反而是过犹不及，现如今，余子俊提出要提高商税，这可不是上下嘴唇一碰的事，其中牵涉到的问题方方面面，因此，在场的一众大臣，自然不能再继续闭口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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