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朝上到达官贵人，下到普通百姓没有人会相信律法，相比律法他们更相信人，这也是古人对清官那么追捧。
因为他们相信同样的一个案子，不同的人判决结果是不同的，大户们并不是没有看到税务所所发出的催缴通告，而是他们对这通告上所写的条款嗤之以鼻。
在他们看来，这些警告就是吓唬人，他们可是大明朝的读书人，是大明的栋梁之才，官府动他们就不怕激起读书人的愤慨吗？
可是没想到，新政下的政法系统官员根本就不惯着他们的毛病，在大理寺传票送到各家大户的手里，若是不按照规定的时间到大理寺受审，就会以抗税的名义提起诉讼。
要知道在《大明律》中抗税也是犯法行为，更何况新的刑法修订，以暴力、威胁等方式拒绝纳税的行为属于刑事犯罪。
大户们觉得税务所隔几天送一张纸，要求他们签字，过段时间大理寺又送来一张纸让他们签字，这就是在吓唬人。
正是这种无知者无畏的心态，让这些大户一步步的踏入新政官员为他们准备的牢笼。当他们听到被判处三个月到三年不等的劳动改造的判决的时候，才纷纷开始后悔求饶。
可是在事实面前他们又无可辩驳，所有的签字都是她们自己签的，没有任何人逼迫他们，现在后悔已经晚了。
不过士绅大户们发现，现在的官府竟然没有抄家，而是按照他们该缴纳的赋税在加上根据拖欠税赋的时间进行相应的加征处罚。
一系列的操作下来，苏州的士绅大户老实下来，在没有了明面上的反对声音。
紧接着就是对清查出的无主土地进行拍卖，而且是以一千亩为一个地块的整体拍卖。这样的土地政策让大户人家如同嗅到血腥的鲨鱼，蜂拥而来。
这些大户人家的家主哪个不是人精，如今的大明刚刚立国七十年不到，整个社会的精神还是积极向上的。新政释放出了一个明显的信号，那就是朝廷并不反对土地兼并，前提是要合法兼并，并且不能偷逃赋税。
江南的有钱人家可不止士绅，还是为数不少的商人，商人是士绅大户之外最有钱的一个群体。商人虽然依靠贸易获得了不菲的利润，但是他没却是最没有安全感的一群人。
商人手中有钱却地位低下，他没最大的目标就是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在另一个时空商人通过官商勾结成功走上到政治舞台的前台。
大明中后期的好多名臣都是商贾子弟，这些人想要改变社会地位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家族中有读书天赋的子弟成为农户子弟，通过家族中的钱财将子弟送进科场，一旦成功中举，甚至是中了进士，那就成功晋升为士绅。
这样一千亩的土地集中拍卖，而且还不允许赊欠，一下子能够拿出几万两银子买地，除了士绅之外，只有商人能够拿出这么多的钱。
江南乃是膏腴之地，这土地只要买到就算是赚了，土地在苏州府农林渔牧局挂牌拍卖，按照每亩三十两银币的价格开始拍卖。
很快这些土地就被苏州的豪强、商贾认购一空，在交完了购买土地的款项，重新订立地契之后。正当这些购买了土地的豪强士绅做着发财的美梦的时候，他们惊奇的发现原本种植这些土地的佃户大多数被来自上海的工厂主给招募走了。
由于这些年皇帝推动的海外贸易兴起，整个大明的工业产出就处在一个供不应求的状态上，不说西洋的那些国家，就是大明的这些藩王就要吸收掉大量的工业产值。
可以说是大明的商品只要能够生产出来，就能卖得出去。这个时候就是大明手工业的黄金时期，工厂主现在最犯愁的就是劳动力的不足，皇帝手中控制的流民不可能全部都给他们，还需要向海外输送，支持殖民地的建设。
同时劳动力太过集中也会让工厂主想办法压榨工人，稍微的劳动力不足局面才是生产力发展的不二法门。
由于缺少劳动力，工厂主就不得不提高工人的待遇，以减少工人的流失，提高劳动力的待遇必然带来产品利润的下降，这就让工厂主对生产力的提升有迫切的需要。
可以说现在整个大明就是世界的制造中心，在皇帝的推动下，工厂会越来越多。农业生产用人与工业生产的用人矛盾就会越来越激烈，工农业之间的人口争夺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买完地的大户人家在查探自家土地的时候，发现原本土地上的佃户走了大半，剩下的那么几户人家哪里能够种的过来千亩的土地。
这下这些买地的大户急了，这么多的土地，没人耕种那就得撂荒。三万两银子扔到土地上，若是撂了荒那还不赔死，每年的税赋就是一大笔的开支。
这些人找到了苏州知府衙门，希望官府能够给他们一个说法，苏州知府赵豫看着这些人冷笑着问道：“官府可有给你们土地，可有给你们地契？”
“明府明鉴！这有地无人那不跟荒地一样吗？”一人诉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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