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从春秋战国时逐渐登上历史舞台，并且成为掌控权力者的代名词后，就在历朝历代，一直享受着持久的方便。
因为在最初，他们是被统治者拉拢过来，对抗“生而高贵”，依靠血统就可以拥有无数特权的贵族们。
为了让官僚能够安心替自己做事，还要让驱使他们和贵族角力，君主自然要再拿出额外的好处给他们。
毕竟击垮贵族们，将后者所有特权收归己有，让君主成为名义上唯一的“生而高贵”者，还能选拔出一批更加高效，更方便自己统治的新团体，这明显是一件收益极大的买卖。
于君主而言，给官僚一些免税、给他们滥用权力的机会，那是做生意必然需要的成本。
在中华的帝国史开篇之初，重用官僚，放弃一些东西，整体上算是对国家有利的。
但发展到现在，该老化的也都老化了。
特别是当国政稳定，老百姓在满足了基础的生存生活条件后，自然有更大的诉求，也会弄出来更多的矛盾。
浮在水面的泡沫终归因为平静而消退，露出水下藏着的东西。
朱见济想要携大胜之威去解决这些东西，不仅是成全自己的生前身后名，还要给子孙后代和天下百姓留下一份遗产，更要给历史一个交待！
原历史上的明末乱景，那可真是太让人难受了。
不过“官绅一体纳粮”的旨意一下，民间舆论疯狂涌动。
士绅们在朱见济开办报纸，培植德云社以掌控部分舆论后，手里仍旧握着笔杆子，还是有不少喊话渠道的。
而他们本就是被这条新政令限制住的食利阶级，反应更加剧烈。
短短时间内，有奏疏如雪花一样的飞过来，加重了朱见济的批阅量。
不过作为一名勤政的皇帝，朱见济也不嫌弃，让秘书处和内阁一块帮忙看奏疏，然后再安排几个脑子灵活的在旁边统计这些收集来的奏疏、报纸的内容和来源——
在颁布命令后，朱见济还很注意后续影响，想听听底下人对朝政有个意见。
最后统计出来，除了意料之中的传统官僚在各种反对外，因为朱见济而发展起来的棉毛纺织业主也通过很多方法，把自己的想法弄上了皇帝的御案。
一半人是支持的。
因为棉毛纺织在朱见济利用后发优势和政策扶持的情况下，迎来了长达十年的繁盛发展，虽说需要缴纳额外的税，还得给工厂留出部分指标保证农会成员就业，但这比起收益，远远不及。
他们赚了，自然感激朱见济。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利益牵扯。
随着老百姓手里慢慢有了积蓄，棉布市场变得越来越大，使得纺织业主对于原材料棉花的需求也越来越高。
可地方上的情况并不能让他们轻易的搞个大事。
分给农会的地盘，属于朝廷所有，又有扶农国策在头上挂着，没人敢去动它的主意。
可被整合入农会的，大多是小门小户的自由农，他们所占田土，本就不多，以前自力更生的艰难也促使他们对加入农会非常积极。
真正的大土地，被捏在士绅、宗族手里。
士绅自然不用多说，免税特权让他们天然能够去占有大面积的田地。
而宗族，则是聚众而居，慢慢的以一族的名义，将土地占有量提升了上去。
宗族在这个时代是很有凝聚力的。
“人多力量大”是个很通俗的真理，古人不可能不懂。
依靠血缘凝聚，同族人在各方面能够取得很大便利。
不过同族里也有问题。
根据朱见济所知，在农会推广的过程中，一些人曾经想过脱离宗族，加入生产队，但愣是被阻止了。
所以大明眼下，农会虽然在朱见济的一力推广下分布广泛，但密度很不够。
而且宗族大了，总能出几个人才，当几个有权有势的官员。
于是士绅又跟宗族勾搭在了一块。
受限于这两大地方势力，想要扩大生产的棉布商受挫严重，有时候还会碰上对方想反过来从自己身上咬口肉的情况。
因此，他们对按照田亩收税，取消士绅特权一事，态度积极，想要借此倒逼大地主吐出一些田地，让自己接手。
但另一半的棉商反应平平。
这些人脑子里“安田置家”的观念还很重，做生意有钱了，也要回去买地，于市场厮杀上，进取不够。
在这种明显是皇帝跟官僚们对抗的大乱斗下，左右摇摆，不敢明确表态，只能含糊其辞。
第一批太学毕业，已经下放去地方任官的太学生也有发声。
出乎意料，他们的支持比例，竟然是最大的。
一来是他们在太学受过朱见济的私货教育，能够明白“土地兼并”，对王朝的祸害。
作为层层选拔出来的精英，又下过乡，其中不免会出现一些怀抱着“欲为圣明除弊事”想法的勇敢者。
二来，则是因为这群人大多年轻，对特权的腐化还具有一定抵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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