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各朝各代，持续的推动重农抑商也就不足为奇了。
对商人，尤其是对其前身曾是农民的中小商人以这样或那样的限制，贬低其社会地位，其用意正是为了“驱民而归亩”，同时遏制商人与国家争利，来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
在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之后，汉儒融合了战国时期法家重本抑末的思想，也认为只有农业才能生产财富，这种思维一直持续直至到了偏安一隅的宋代才有所放松，但是宋代的地理环境，也可以看成是春秋战国的一个四国或是多国版本……
商人带动了商品流动，促进了地域沟通，同时也想白石羌一样，会间接的发展道路网络，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会促进科技的进步，因为新奇的东西利润肯定更高一些。
但是要怎样才能让商人的地位不高不低，不至于在统一之后再度的陷入矫枉过正的境地呢？
斐潜忽然觉得这个问题有些陷入了死循环。
封建王朝，只要是大统一，地主阶级必然抬头，那么上升的地主阶级自然就会打压一切破坏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小农体系的敌人，然后社会就逐渐进入一潭死水的状态，沉寂当中累计着矛盾，等待下一轮的爆发出来……
有没有什么可以借鉴的方法来改变这样的局面呢？
分权？
不，华夏人，严格说起来是人类的通性，但凡是分权的，一定牵扯到无时不在的内部消耗，集权的虽然也有，但是相对少一些。
斐潜闭上了眼，尽可能的回想自己看过或是听过，搜寻存留在脑海当中的记忆，发现似乎有一条路可以试试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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