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是这样，另外农、工两个部分，也没有空理会这个事情，因为这两个部分都在忙着春耕备产，根本不搭理这些乱七八糟的事项。
这一段时间有不少勤奋的农学士得到了擢升，被派遣到了汉中或是川蜀当中去担任地方的小长官，虽然说可能职权并不是很大，但意味着从吏到官的转变，这让不少农学士看到了希望，越发的勤奋起来。
毕竟农学士的『工作绩效』，很直接明了，负责的那些田亩收成如何，与去年同期对比怎样，有做还是没有做，简直就是一目了然。
工学士也是如此。
黄承彦担任大考工之后，将工匠的等级制度从黄氏扩大到了所有工匠，当这些工匠达到一定的等级之后，不仅是带来有俸禄，还有一定的职位，虽然说比起正文八经走仕途的会差不少，但也足够激励这些工学士和工匠了。
于是在城市之中，人口基数较大的农夫和小手工业者，压根就没心情，也没有时间去听这些汉中川蜀的地方豪强诉苦，甚至撞见了还可能直接呸一口，赠送些唾沫……
于是乎，在四民之中，剩下的自然就是『士』了，也只能是找这些『士』了。
最直接的自然是找官场之内的权重人物。
毕竟华夏还是关系社会么，从大汉初期留下来的所谓门生制度，已经施行了三四百年，再加上各种的联姻，以至于很多人七扭八拐的总是能找到一些人……
然后这些家伙猛然间发现，有些关系到了现在竟然不好用了。
所谓门生，当然是要有门阀头子，门生才能起到相互包庇，相互协同的效用，但是现在在长安之下最大的『门阀头子』，当然就是斐潜，而这些谋逆的家伙就是等同于是要掀斐潜的底裤，这还有那个斐潜之下的官吏胆敢包庇的？
韦端早在陇西发生问题的时候，就已经是封闭府门，表示了态度，现在又怎么可能为了关系更加偏远的汉中和川蜀站出来说话？更何况《贪渎律》他才刚刚站在台上诵读了，要是收点钱财然后将全家老小，甚至是子孙的命运都搭进去，明显只要韦端不是脑进水了，是断断不会做的。
而杜畿李园等人，或是早早的就已经避开了，或者是在汉中川蜀之战当中是受益方，又怎么可能为了『死道友』去说什么话？
于是这些人就只能像是申仪一样，退而求其次，拐弯抹角的找一些中间层，或是中下层的关系了……
但是不是所有人都有申仪的『运气』。
这些中下层的官吏，也并非像是裴恒一样懂得曲线救援，或是准备干一票大的就要跑路的，更多的依旧是一推二五六，不敢担责任。
因此最终这些人就只能去找在野党，也就是在青龙寺的这些『闲散仙人』。
可是等这些人想要在青龙寺里面兴风作浪的时候，却猛然间发现没有人对他们的所谓『悲惨遭遇』有什么兴趣，几乎所有人的关注点都集中在了最新的特大新闻，热搜头条上！
『重新勘正经文注解』！
由郑玄和司马徽领头，荆襄庞氏、河东裴氏、关中韦氏等等各地经书世家参与，合议经文注解，去繁芜，存正意，不做任何的引申和谶纬，只是最基础的直解。
在之前的大汉经学界当中，常常因为各个家族之间注解的经文意思不同，导致了一些矛盾产生。即便是在之前的察举制度当中，也会有这个问题。某些特殊的大闲人，呃，大贤人，一般来说不会有这个问题，但是毕竟少数，大多数的被察举的士族子弟，到了长安拜见皇帝之前，先需要参加一次考核。
一方面是为了确保这些人是本人，不是什么刺客冒充的，另外一方面也要保证这些人多少懂一些经文，不要到了殿上一问三不知，那就不仅是丢自己的人，还丢了举荐者的脸。
而在这样的考核当中，采用哪一家的经文注解作为主要的评判标准就很重要了，有时候因为各家的注解不同，在朝中当官的家中长辈，甚至还会和考核官提前打个招呼……
现在长安三幅之中，察举制在没落，虽然个别也有，但是主体还是骠骑将军的官吏考试制度。这个考试制度已经推行了好几年，基本上来说不管这些士族子弟愿意不愿意，已经是既成事实了，但是在考试的过程当中，依旧有出现同一个经文，然后不同的注解的情况，以至于到现在，在考核经文的时候，也仅仅是考核经文的本体，也就是背诵部分，对于经文理解方面的考核基本没有。
在推行考试制度的初期，还能靠策论来筛选人才，但是随着参考人数的不断增加，仅仅用背诵和策论这两个项目来筛选，效率就太低了。所以若是需要采用经文理解的题目来进行筛查，那么自然要求经文的注解，相对标准要比较统一。
于是乎，虽说当下只是放出风来，然后开始搭个草台班子而已，还没有进入正式的研讨和合议环节，但是这已经是在青龙寺掀起了轩然大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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