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机会。
若是在这其中加入潜移默化的引导呢？
就像是后世米帝搞的那些手段……
西域就在这里，阵地也就在这里，如果华夏不占领，自然就有其他的人前来占领。
在外物的作用下，人心会跃动而起。
因外物作用的强弱不同，人的情感表现为不同的层次，乐音出于人心，但又能成为一种新的外物，对人心施加以作用。这是在华夏早期的时候，就已经明明白白写在了《乐》一书当中了，『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於中，故形於声。声成文，谓之音。』
西域在这一方面，几乎就是空白。所以当光头和尚带着法器，叮叮当当的敲起来的时候，这些西域之民就几乎都被吸引住了，然后不知不觉当中，就接受了佛教的传教，产生了信仰。
那么如果将其中的光头和尚替换掉，或是将其中的内容替换走……
乐音种类很多，可以是端庄的，也可以是张狂的，可以是细腻的，也可以是粗犷的，每一种都可以给人以不同的感受，诱导着人的情感的发生与转换。犹如后世的古典音乐与摇滚音乐，尽管都属于乐音的范围，但给听众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
有人就喜欢听古典，也有人只喜欢摇滚，这差异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是决定于环境，只有一小部分是因为天性。
因此斐潜就想要打造出一个全新的西域环境，占领那些原本应该早就占领的高地，而不是眼睁睁的看着光头，或是其他什么头白白的侵占了应该属于华夏的地盘。
上古之人容易么？在那么简单低下的生产力，那么差的物资供给的条件下，还为后人准备了这么多的理论，考虑了如此多的办法，可是华夏后人却将其束之高阁，甚至是弃之如敝履。
想了想之后，斐潜又对贾诩说道：『西域之中，以声，音为主。于野，可重奇声，奸音，于城，当许雅声，和音。野之人，多劳而疲，当有奇奸之声，兴其行鼓其力，而城中之民，教而学之，自以雅和为重，声音而不乱。固有云，君子乐其道，小人乐其欲，不必论古新，只论其正也。』
贾诩颔首说道：『主公所言甚是。古新之争，不利于教，反现其乱。声音乐，本如教之道也，以声驱之，以音引之，方可论乐。直声音者，不足以论乐。得乐之者，亦不可鄙之声。犹如识百字者不可锦绣文章，而着文章之人，亦不必笑识百字之人也。』
斐潜颔首，『善。新古乐之争，犹如今文古文相争，皆不可取。』
所谓古乐，是指炎黄尧舜之后，相传下来的雅乐，如黄帝之乐《咸池》，尧之乐《大章》、舜之乐《韶》，禹之乐《夏》等，节奏缓慢庄重，富有寓意。而新乐，则是在战国之时做出的乐曲，以郑、卫之音为代表，偏向于繁杂声色，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
新古乐争，其实比今文古文的相争还要更早，在春秋战国就有了，而相争的根本，依旧还是政治的问题。因为华夏的士人认为，认为音乐与政治相通，可以作为判断为政得失的一项指标。
『诗经之中，未有言郑卫之靡靡而绝录其文，亦未有前秦之铿锵而惧记其歌，』斐潜沉声说道，『声音乐之道，可观其音而知其俗，观其政而知其主矣。周公可采周南为风，大汉为何不可采西域之风？』
贾诩点头应是，也补充说道：『正是。以乐观政之法，古今皆可用之。君者，万民之主也，君之所好，下必甚也。若其国之器，下僭越其制，足可见国之大侈，不用度量，亡国之日不远矣。古有云，宋之衰也，作为千钟。齐之衰也，作为大吕。楚之衰也，作为巫音。西域邦国，多有哀忧之声，足见其主失政，民众流离，自可乘其机而图之。』
孔子有说过，一个国家怎么样，看他的国民经常在听一些什么音乐就知道了。
当然，古代的时候娱乐项目只有音乐……
『移风易俗，莫善于乐。』斐潜说道，『南匈奴之教化，因其邦小，故间而分之直可，然西域地广，国邦杂乱，故当用新法。以佛为驱，弱其志气，以音为聚，消其隔阂，以商为饵，而骄其上，以授为进，而笼其民……』
『太史子义性直，难为此等琐碎，故某仅言四民之要，农工之道，以武行威压，镇不平，除奸乱，如火焚于野……而这教化之术，侵蚀之法……』斐潜看着贾诩说道，『唯有文和方可明达通要，知其诀窍，则以文行规矩，纳亲善，消仇恨，如水浸润而下……文武之法，水火共济，十年为期，速则十年可定，慢则廿卅，西域之地，当尽属华夏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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