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起门来的巅峰算是个球巅峰?
家里横罢了。
因为大辫子核心知道,就他们那点辫子人,控制幽州都够呛,别说整个华夏,最后不得不和明朝官僚残余势力媾和,让那些文人往他们脸上凃点粉,并且证明他们从一开始就是想要替代明朝成为正统,而不是像是山贼一样抢了就走……
明朝之所以后期撑不住,很多人都表示是土地兼并的轮回,但是历史是螺旋上升的模式,每一次螺旋都相似,但是也有不同。明朝的问题归根结底确实是土地的问题,但是又不全是土地问题,其中有一个部分也是不容忽视的,就是商人问题。
说起明代商人,后世最常见的认识是明朝商人地位低,主要依据来自朱元璋的律令。这位爷对商人的态度可算是皇帝中的奇葩。他曾明文规定,可以无理由的,直接逮捕那些不事生产,专门从事末业的商人……
但是明朝的商人,真就这么悲惨么?
并不是,而是从明面上,走向了灰黑色。
事实上,到了明朝中后期,商人阶层疯狂逆袭。各地着名商帮迅速崛起,商人势力如蝗虫般占领朝野,而朝廷对这些利益紧密勾结在一起的官商毫无办法。
官商勾结,最直接的路径是官商一体化。在明朝万历年间几乎到了『无官不商』的地步。东林党主要成员大多为中小商人家庭出身。与此同时,四分之三的进士、举人家族中有从商的背景。党争的背后,是无数大大小小的利益相争,而在这些党争之中,几乎所有官吏都在挖大明的墙角。
几乎。
毕竟总有些个别的,但这些个别的官吏,基本上是『不得好死』。
明朝后期一个『怪现象』是明朝不能加征农税以外的税收,否则必然会被东林党坚决反对,而且这样的抵制活动,几乎是百分百成功的……
这样『爱民如子』的政策里面,蕴含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明朝的赋税,对于农业来说,太重了,可对于商业来说,几乎等同于没有。明代除了运河沿岸及北京南京附近,其他地区几乎没有商业关税。在明朝大多数时候,全部工商杂税收加起来,岁入也就三百多万两,其中市舶税只有四万两。而在宋朝之时,这些商业税收就已经可以超过七千万贯,就算是按照官方汇率计算,也是七千万两白银了。
万历年间,在反矿监税使的『斗争』中,东林党人表现尤为突出,各级官员上书不断。这些东林党直接质问皇帝:『皇上爱珠玉,人亦爱温饱』。朝廷内阁以任职与否相威胁,入阁前就上书要求神宗撤回矿监税使,表示自己是『不言利,只言义』、『不与民争利,藏富于民』,所谓微言大义,成为了这些家伙掩盖自己龌龊最好的幌子。
可怜明朝末期政府口袋的钱本就不多,却还要遭受偷漏税的打击。偷税漏税行为甚至得到官员鼓励,他们认为只要征点东西可以交差就行了。一旦某位官员敢冒犯商人利益,他便成为众矢之的,成为与民争利的反面教材。那些上下齐手蛀空国家的官商们,甚至罔顾国家兴亡,盗卖军械物资,掏空储备粮仓……
这就是为什么要将资本和权柄放在阳光之下的原因,因为这两个家伙身上天生就带着各种霉菌和病毒,只要环境稍微阴暗潮湿一些,就会立刻霉变扩散。
关键是这种霉菌是不可能杀除的,即便是建造出一个小规模的无菌空间,但是只要一开门窗……
华夏王朝试图杀了几千年,都没能杀干净,所以定期晒晒太阳,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想要一劳永逸,表示什么怎么杀了那么多怎么还没干净的人,真心希望他也能一顿将一辈子的饭都吃了。
庞统向斐蓁解释,在长安三辅之中留下来的这些士族乡绅,豪强大户,其实大多数都是在西羌四十年当中『发家致富』的。像是范氏,陈氏,还有河东陇西的一些家伙,都是如此。
大汉原先打西羌,国家赔得底裤光,桓灵二帝沦落到要卖三公的程度,而对于西羌人来说,他们表示自己没得到任何的好处,对于大汉普通基层农夫来说,同样也是劳顿不堪,那么究竟那么多钱到了哪里去?
『天下之物,无一不可用,然其所用,未必得其正途也。』庞统说道,『钱财之所用,主公之法,如人之血脉也,骠骑钱通达之处,便是大汉血脉转运之所。如今关中三辅,经贸日益繁荣,然商税未见多增……呵呵,如此自然是血脉受阻,流转不畅了……』
荀攸也是点头说道:『韦氏已经招供,与范氏勾结……不仅是在骠骑之时,就连昔日西羌之事,亦是多有贪腐……虽说时过境迁,然罪岂可因时而免之?』
士族要捞钱,光士族一家子能捞多少?
还是需要通过各种白手套黑手套灰手套绿手套来做事情的……
韦端的手套系列之中,范氏无疑是大头。之前不显山不露水也很正常,谁见过在某个官宦倒台之前,自家手套先团灭的?也没有那个官吏倒霉了,那官吏的车夫还能继续逍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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