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毗的策略，如同一剂猛药，短期内确实镇住了幽州基层那些『占小便宜』的歪风邪气。
乌桓鲜卑等胡人的耿直、不通人情、令行禁止的特性，在维持基本秩序上展现出了惊人的效率。
物资发放点秩序井然，田亩间的偷盗现象锐减。
赵云肩上的压力似乎减轻了一些。
然而，这剂猛药的后劲，却比预想的更为猛烈和复杂。
随着这些胡人短期内的作用，『胡虏欺压汉民』的舆论，宛如暗流汹涌一般，在幽州蓟县左右翻滚而起。
乌桓战士执行任务时的『不近人情』的武力威慑，在普通汉民心中迅速发酵。他们不会去想那些被制止的插队者、偷苗贼本身的错误，只会看到『胡人』粗鲁地将『汉人』像牲口一样拎起、丢开，甚至按倒在泥地里。汉人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街头巷尾，田间地头，『胡虏凶横』、『欺凌我汉家子民』的抱怨和恐惧开始弥漫。
这种怨气虽不敢当面发作，却在私下里迅速积累、传播，而且这种怨气，正是幽、冀二州那些被暂时压制或未被重用的汉人士族子弟，尤其是那些投降而来、心怀不满或自视甚高者，等待已久的突破口。他们敏锐地抓住了这个能打击赵云、辛毗威信，并彰显自身『汉家正统』立场的机会。
他们在茶肆、宴席、甚至给亲友的书信中，痛心疾首地抨击赵云、辛毗『任用胡虏，监临汉民』的制度，是『倒行逆施』，『有违圣人之道』，『使华夷之防荡然无存』云云。
他们引经据典，从孔子『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到孟子『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将赵云的政策上升到破坏儒家伦理纲常、动摇华夏根本的高度。
这些士族子弟们将乌桓人维持秩序时不可避免的强硬手段，哪怕未造成重伤，也被刻意的放大、渲染，截取片段进行反复强调。将个别乌桓战士因语言不通、理解偏差造成的误会，描绘成普遍性的『胡骑肆虐』、『草菅人命』。声称赵云此举是『以夷制夏，其心可诛』，比幽州冀州的战乱还要更令人心寒！
『恰巧』，幽州的这些普通百姓也不明白事情的真相究竟是如何，故而士族子弟的这些渲染，又正巧切中了这些普通百姓所担忧的，所害怕的心理弱点……
于是这些士族子弟越发的昂扬起来，他们预言这种做法必将导致『汉民离心离德』，『使幽州百姓视骠骑如仇寇』，并且表示这么做一定会严重损害骠骑在幽州在冀州的统治根基。然后在集市上，在酒馆之中振臂而高呼，表示他们代表了民意，代表了百姓要质问赵云，质问辛毗，『幽州百姓若连最基本的尊严都无法保障，如何能让民众真心归附？』
而在这些舆论翻涌的同时，被赋予一定『执法权』，尽管有限的乌桓人，心态也在悄然改变。
这些胡人，也从最初的单纯执行命令，到逐渐感受到一种凌驾于部分汉民之上的『权威感』。
虽然赵云严令禁止私刑，但面对汉民的抵触、谩骂甚至小规模挑衅，比如吐口水、故意挡路等行为，部分性格本就剽悍的乌桓战士难免会反应过度，引发更激烈的冲突。
『胡人打人啦！』
『胡人杀人啦！』
类似这样的声音响起的时候，无论真相是谁的对错，都会被士族和心怀不满的汉民无限放大，坐实『胡虏暴虐』的指控。
在这样的情况下，原本负责基层管理的汉人小吏，地位变得十分尴尬。一方面，他们需要依赖乌桓人的武力威慑来维持秩序，当然这也让他们感到无能或屈辱；另一方面，他们又夹在乌桓人的强硬和百姓的怨气之间，成为双方不满情绪的宣泄口。
这些小吏不反思他们为什么会需要乌桓人来帮忙，却在这样的反对胡人的舆论声当中出现了消极怠工，甚至暗中纵容百姓对乌桓人的抵触行为，以表达不满。
辛毗最初设想让乌桓人只负责『看见』和『制止』，裁断权在汉吏手中。但在实际操作中，情况瞬息万变，很难准确的进行划分。乌桓人在制止过程中必然伴随着强制力，如何界定『必要制止』和『过度使用武力』？
在汉吏在事后裁断之时，面对乌桓人的『立功』心态和汉民的哭诉，又如何保持绝对公正？
重复的审核，再次的复审，不仅是为冲突和争议埋下了种子，也极大地消耗着本就有限的行政资源和赵云的精力。
士族子弟的抨击并非完全出于公义，更多是权力斗争。
他们利用这场舆论风暴，将自己塑造成『汉民利益代言人』和『礼法的扞卫者』，以此来博取底层民众的同情和支持，尽管他们平时可能也看不起这些普通百姓民众。
同时他们向赵云施压，要求获得更大的管理权限和话语权，甚至要求撤换辛毗或改变政策。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案，也是老一套，又是要回归到『任用贤良』，也就是要赵云重用他们自己，亦或是讲一些务虚的『广施教化』，或是『以德化民』等听起来正确但短期内难以见效的，且需要他们主导的老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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