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并主和议，盖以二圣播迁，非和则速其祸。不知汉高与项羽战于荥阳，太公为羽所得，置之几上屡矣，高祖之战弥厉，羽卒不敢害而还之。昔金人与契丹战，必割地厚赂讲和，既和则又求衅以战，二十余载，卒灭契丹。金又以此惑中国，至于破都城，堕宗社，易姓改号，而朝廷犹以和议为然，是将以天下畀之而后已也。为今之计，专务自守，建籓镇于要害之地，置帅府于大河及江、淮之南，修城壁，治器械，教水军，习车战，使其进无抄掠之得，退有邀击之患，则虽有出没，必不敢以深入。故今日法勾践尝胆之志则可，法其卑词厚赂则不可。止当岁时遣使奉问二圣，三数年间，军政益修，甲车咸备，然后大举讨之，以报不共戴天之仇，而雪振古所无之耻。”
大宋朝堂之上，新任尚书左丞李纲献了救国抗虏十策。
确定了救国抗虏的大方向，下面就是宋朝廷具体策略了，如何安邦定国，如何与金作战等等。
李纲所献“十策”，其一便是“议国是”，大略为“今日之事，欲战则不足，欲和则不可。窃恐国论犹以和议为然，盖以二圣播迁，非和则所以速二圣之祸。臣窃以为不然。汉高祖与项羽战于荥阳，太公为羽所得，置之俎上者屡矣。高祖不顾，其战弥厉，羽卒不敢害而还太公，然则不顾其亲而战者，乃所以还太公之术也。为今之计，莫若一切罢和议，专务自守之策，建藩镇于要害之地，置帅府于大河及江淮之南，修城壁，治器械，教水军，习车战，使其进无抄掠之得，退有邀击之患，则虽有出没，必不敢深入。三数年间，军政益修，甲车咸备，然后大举以讨之，报不共戴天之仇，雪振古所无之耻。彼知中国自强如此，岂徒不敢肆凶，而二圣有可安之理矣。”
其实李纲这第一策，是大可不必如此，原因就是大宋宰相李三坚早已确定了大宋国策，那就是决不与金苟和，胆敢轻言与金言和者，李三坚定不会轻饶。
不过这第一策是李纲事先拟定的，同时李纲害怕李三坚，害怕朝廷抗金意志不坚定，因此．．．其实李纲也大可不必如此，李三坚的抗金意志比谁都坚定。
其二就是“议巡幸”，大略为“”天下形势，关中为上，襄、邓次之，建康又次之。今四方多故，除四京外，宜以长安为西都，襄阳为南都，建康为东都。各命守臣葺城池，治宫室，积糗粮，以备巡幸。三都成而天下之势安矣。陛下用臣此策，其利有三，一则籍巡幸之名，使国势不失于太弱；二则不置定都，使夷狄无所窥伺；三则四方望幸，使奸雄无所觊觎。议者或欲留应天，或欲幸建康，臣以为皆非计。夫汴京宗庙社稷之所在，天下之根本也。陛下即位之始，岂可不一见宗庙，以安都人之心?愿先降敕榜，以修谒陵寝为名，择日巡幸。计无出于此者。
李纲三策为“议赦令”，大略为“
恶逆不当赦，选人不当尽循资，罪废之人不当尽复。”
第四策为“僭逆”，大略为“张邦昌久与机政，擢冠宰司。国破而资之以为利，君辱而攘之以为荣。愿肆诸市朝，以为乱臣贼子之戒。”
五曰“议伪命”，大略为“国家更大变，士大夫屈膝于伪庭者不可胜数，宜等差定罪，以励士风。”
六曰“议战”，大略为“军政久废，宜一新纪纲、信赏必罚。”
七曰“议守”，大略为“沿河及江淮措置抗御，以扼敌冲。”
八曰“议本政”，大略为“崇、观以来，政出多门，阉宦、女谒皆得以干预朝政。所谓宰相者，保位固宠而不敢言，遂至纪纲紊乱，宜一归之中书。”
九日“议责成”，大略为“靖康间进退大臣太速，功效蔑着。宜择人而久任之，以要成功。”
十曰“议修德”，大略为“上初膺天命，宜益修孝悌恭俭之德，以副天下之望。”
李纲十策确为定国安邦之策，但其中也有许多不妥之处，也有许多有待商榷之处的，因而在李纲在朝堂之上，大声献上这十策之后，诸臣是争论不休。
大宋宰相李三坚端坐在黄缎锦座之上，认真思考着李纲十策，由得他们争论。
绝党锢之祸，并非就是不允许争论了，有时候，有不同见解或看法，反倒是好事。况且绝党锢之祸，是根本不可能的，党锢之祸，自古有之，根本是无法断绝的，关键就要看执政者如何控制了。
良久之后，李三坚在伺候在一旁的弟子丁伟元耳边耳语了几句。
丁伟元颔首，便走出了宋临时宫殿。
过了半响，丁伟元便将十余人带进了殿中，正在殿中争论的诸臣见状顿时就停住了争论，安静了下来。
“臣邦昌叩见太后，叩见陛下，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其中一名四十多岁的人，进殿之后纳头便拜。
这十余人便是张邦昌、时雍、徐秉哲、吴幵、莫俦、范琼、胡思、王绍、王及之、颜博文、余大均、宋齐愈等人，这些人等皆为“议楚”之人，也就是拥立张邦昌为“楚帝”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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