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一旦读过书之后，有些会变得更加迂腐，有些则会变得更加无耻，再有一些只会变得更加正直。
重真觉得，很会搞事并且搞钱的袁崇焕，无限接近于第二类，而袁可立则完全属于第三类。
登莱官场甚至暗中流传着一句话——军饷不够，俸禄来凑。
朝廷总不可能连巡抚的俸禄都要克扣拖欠，然而大明官员明面上的俸禄真的不够，袁公又是个正直到迂腐的人，那点儿俸禄能顶得上什么事儿哦。
便连最近的这批军饷，都是在京师游走无果的张盘，得了重真的帮助，无所畏惧地走了魏忠贤的门路，才得以下发的。
否则，也就袁可立还在任上，但凡换一个人，便极有可能发生哗变。
深谙心理学的重真看得出来，袁公面上虽默认了此事，内心深处却极为痛苦。
重真甚至有所猜测，大概也正是因此，袁公才会最终下了辞官归隐的决心吧。
但是重真真是没有办法，有些燃眉之急，该解还得解。
将士若连肚子都填不饱，若连家中的老人老婆孩子都安顿不好，还怎么安心保家卫国？还怎么奋不顾身地与凶悍的建奴去拼命？
此时此刻，重真心念电转，无比渴望春日早些到来，好对妥善保存的番薯种科学育苗，精心栽种，尽可能地提高产量，也可多喂饱几张嘴巴，几个肚子。
虽是粗粝之食，吃多了还容易反酸和放屁。
然而“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苦哈哈们被贫穷限制了想象，但求果腹，哪里还敢有更高的物质追求哦。
若差不多也该抵达江南，并且安顿下来的顾同应等人，能够如约想方设法地运送一批番薯玉米，乃至土豆种过来。
那么，这些在土地肥沃水源充足的江南，只能体现出一半价值的高产作物，一旦抵达中原，扎根北方，便能体现出十分的价值来。
至于徐光启试图通过北直隶的官僚地主，来推行这些新作物在京畿地区试种的方法，据重真暗中考察，简直举步维艰。
徐大人六十多了，精力多少有些不济，又迟迟找不到新作物的种植窍门，无法形成高产，位高权重盘根错节的京畿豪强也不怎么鸟他，因此几乎已是放弃了。
况且，重真觉得这位大明目前最为前卫的文人儒生，对于新作物的见解，虽潜心研究了十来年，却还不见得会比自己高呢。
毕竟许多难以攻克的理论，经过时间的实践检验，便都会成为被百姓所熟知的常识。
至少，徐大人并不知晓仅仅一个番薯，一个土豆，便可培育出好多好多碧绿可爱的藤秧来，仅仅一颗玉米粒，便可栽培出一株茁壮的玉米苗来。
这在22世纪，除了大城市里面那些认为牛就是用来杀了吃肉，西瓜就是在水果店里卖的混球，农村里即便是半大的孩子，都是因为耳濡目染而知之甚详的。
藏智于民，藏粮于技，便是对此最好的诠释。
越来越频繁的天灾兵灾，越来越高的佃租，越来越激烈的土地兼并，以及越来越不顾百姓死活的勋贵豪情们。
已将勤劳善良的大明基石——能载舟亦能覆舟的百姓，压迫得快要喘不过气儿来了。
毕竟，对于那些习惯了吸食百姓鲜血的豪强勋贵们而言，宁可看着装满了百姓血汗的血库溢出，宁可为养家猪而便宜硕鼠。
也不肯将这些即将溢出来的利，让与供养着他们的百姓，更不肯让库存出现哪怕一丝一毫的空缺。
重真的想法很简单，便是与其腆着脸，巴巴地恳求那些锦衣玉食脑满肠肥不思进取的家伙，帮忙种植新作物，还不如花力气在最需要食物的地方进行推广。
到了那时，为史书所津津乐道的“番薯盛世”，便会被勤劳善良的大明百姓所喜滋滋地迎接。
而不是被一群木讷的百姓低低地匍匐着，又高高的举着双手，卑贱地献给从来都不事生产的后金贵族，去成就所谓的“康乾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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